3月初，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大四学生陈升得到通知，因为挂科，自己距离毕业所需达到的成绩要求相差30多个学分，学校建议他降级修读。这让他感觉心情沉重。
与陈升类似，日前，根据山东大学本科生院下发的《2013年春季学期本科学生学籍处理标准及要求》，该校348名在校生受到了成绩警告、258名学生达到降级标准、97名学生被建议退学。
此举经媒体报道引发大量关注，大学建立学生淘汰机制成为热议话题。大学是否应该建立严格的淘汰制？什么样的淘汰机制是科学的、合理的？各方声音又留给高等教育改革何种思考？记者赴济南对此进行了采访。
一项非新政引发的热议
高校清退成绩不合格学生引发媒体关注，赞同者、反对者各执一词
似乎每一次有媒体曝出高校清退成绩不合格的学生，都会引发舆论关注。
日前，山东大学下发《2013年春季学期本科学生学籍处理标准及要求》，对部分学生提出退学建议，此事一经媒体报道，也不例外地成为焦点。
而事实上，这条“新闻”在山东大学并非新政。
早在2005年，山东大学就颁布了《山东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开始实施成绩预警机制，并于2007年再次修订《山东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对学生因学习成绩不达标而受学籍处理的情况这样规定：
“学生每学期要修满专业教学计划所规定的最低学分，每学期平均所修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低于15学分者，学校将给予其成绩警示。”
“在校平均每学年修得学分低于25学分，且有一次及以上警告的学生，予以退学。”
对于山东大学此项规定的制定依据，本科生院副院长张树永这样解释，学校各专业的毕业学分最低约在150学分。按照弹性学制的规定，山东大学允许普通四年制本科学生，在3到6年的时间内修完4年学业后毕业。如果学生无法按照4年正常毕业，需延迟到5年，则每学期需修满15个学分（每年则为30学分），否则5年难以毕业，5年尚不能完成4年的学业，学校就有必要对其进行成绩警告了。如果学生需延迟到6年毕业（这是学校根据教育部规定制定的最长学制，到第六年末成绩还未达标，学生的在校学籍将被清消），则每个学年至少需要修得25个学分。
山东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胡金焱告诉记者，推出这一规定的根本目的并非为淘汰学生，其出发点一方面是对成绩不合格的学生给予及时提醒，另一方面是对其他学生产生警示作用，以保证教育质量。
胡金焱说，他在多年的工作中发现，大学生由于高考前处于十分紧张而封闭的学习状态，一旦走入大学便往往过度放松，多年积累的问题常常会在大学阶段集中爆发。此次学籍处理初步意见中，达到退学标准的97名学生，除少数学生是因生病、出国等原因造成学业中断而退学，绝大多数学生是因迷恋游戏或者厌学等原因所致。
陈升告诉记者，他就是因为沉迷网络游戏而荒废了学业。高中全校前5名、以高出当年理科高考分数线70余分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是他过去的辉煌历史。“可是，高考一结束，就感觉自己完全解放了，迷上网络游戏，上大学后数学成绩越来越差，相关学科越挂越多。”
胡金焱说：“考入山大的学生通常高考分数要高出一本线五六十分，在高中表现优秀，如果在大学出现问题就很遗憾。学校建立这种淘汰机制的出发点正是为学生负责。相比国外，我们的配套管理措施也已经十分细致，但还是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记者看到，对于山东大学的做法，有媒体针对校方对学生的负责程度、强势姿态等提出了质疑。查阅近年的媒体报道，记者发现，西安邮电学院、南开大学等高校清退成绩不达标学生时，也被媒体广泛关注，受到了类似的质疑，并引发了关于大学建立学生淘汰机制的热烈讨论。
淘汰学生是否可行？
很多人认为，一旦跨入高校，就等于进了保险箱，这完全是一个误区，科学的淘汰制是高教质量的基本保障
对于高校制定淘汰学生的标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阎凤桥表示，淘汰机制的建立在我国早已有之，如今高校制定了详细而清晰的规定，是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正常管理行为。一个速度快的学生可以用4年跑完智力“马拉松”，速度慢的学生可以用6年跑完，但是如果6年还没有跑完，学校就可以指出，你不适合跑“马拉松”了，可以改做其他项目。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表示，很多人认为，一旦跨入高校，就等于进了保险箱，这完全是一个误区，科学的淘汰制是高教质量的基本保障。
其实，对于淘汰成绩未达标的学生，我国政策、法规早有阐述与规定。
上世纪90年代，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高校要“建立合理的淘汰制和优秀学生奖励制等教育教学制度，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
2005年9月1日起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的学生应予以退学”。
近年来，我国高校普遍加强了对本科教学的日常管理，几乎所有高校都设置有严格学分管理的相关规定。例如，2008年起实施的《武汉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修订）》，规定“在校学习期间平均每学年所修课程学分未达到28学分”可以让学生退学。北京大学则规定，连续两个学期所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GPA）低于2.0，并且这两个学期不及格课程超过10学分的；在校期间，考试不及格的课程无论重新学习与否累计达到或超过20学分的，由学校有关部门与该学生商量退学。
不过，有学者表示，出于对学生寒窗苦读多年的同情，加之社会的舆论压力，很多学校对此规定的执行并不严格。即使是一些十分严格的高校，其淘汰率也并不高。
山东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助理兼教务科科长齐炳和表示，这次被建议退学的97名学生中，除了已延期两年的11名学生外，其他学生还没有达到最大修业年限，学校会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研究是否给予试读机会。目前，学校研究的初步结果是，41人转为降级试读，34人转为跟班试读，只有22人决定自愿退学。由于这些学生分布于多个年级，且山大在校本科生（除去威海校区）有28148人，为此，被退学学生占全体在校生的比例实际上非常低。
“不仅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学生毕业率很低，我国高校也有高淘汰率的历史。”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表示。有资料显示，清华大学在1928—1937年间，每年的学生淘汰率为27.1%，理学院最高淘汰率达到69.8%，工学院则为67.5%。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先生执掌清华物理系时期，1932级学生毕业时的淘汰率竟达到82.8%。正是如此“残酷”的淘汰率催生出了一批杰出的学子。清华大学物理系1929—1938年入学并得以毕业的71名本科生中，出现了2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对此，阎凤桥表示，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合理的淘汰机制以及配套措施的建立，是保障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1999年扩招之前，中国大学招生和毕业的基本态势是‘严进宽出’，淘汰率相对较低，既有精英高等教育特征的一面，也有中国大学教学管理中宽松的一面。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总体发展趋势看，在大学入学人数大大提高的同时，学生的异质性程度也提高了，反映在他们的学业准备、兴趣、学习投入等方面，这时如果还一味地延续过去‘宽出’的传统做法，就等于放松了要求、降低了标准，就会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阎凤桥说，“相比过去，我们的入口变宽了，也应该尝试建立多种出口。在此基础上，旨在督促学生严格要求、自觉刻苦钻研的‘宽进严出’应该成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一种制度选择。”
应建立怎样的淘汰机制？
能否积极有效地发现问题、促进学生的过程性学习，是淘汰机制是否科学的衡量标准之一
“淘汰机制的合理性，是建立在管理合理、教育教学过程科学的基础上的。”储朝晖说。
谈到淘汰机制，有家长向记者表示：“我们十分关心的是，孩子被淘汰之前，我们是否得到了学校通知？学校是否在发现问题时给予孩子足够的帮助？学校是否尽到了应有的责任？如果学校在这些问题上无法给出合理的答复，我们家长肯定有意见。”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史静寰曾表示，学校因管理需要而将部分学生淘汰，之所以无法让一些公众接受，程序上的不清晰是重要原因，如果学生对制度不够了解，在教学过程中又缺乏师生互动，学校的管理又呈刚性，面对最后被淘汰的结局，家长和学生自然会不满意。
张树永表示，山东大学在设计淘汰机制时，正是重视了过程的透明性。学校不仅将《山东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中因学习成绩不达标而受学籍处理的情况，编入新生入校时印发的《学生手册》，且在每个学期开学初的固定时间段，由本科生院统一对全校学生的成绩进行梳理，与学院核实后，在校内网上发布警示通知，公布学籍处理初审结果，再由各学院相关责任人组织学生进行确认。学生可以提出自己的申请意见，经学院签署意见后，报本科生院的院务会进行研究，形成最终学籍处理决定，并要求每个学生家长签字确认后，方可办理相关学籍处理手续。
储朝晖说：“能否积极有效地发现问题、促进学生的过程性学习，也是淘汰机制是否科学的衡量标准。”例如，台湾很多大学都有扣考制度，只要缺课率太高，学生就不能参加期末考试。一些学校还建立了期中预警制度，只要学生缺课太多或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就要追查原因或通知家长。在香港，学生学期平均绩分点达不到一定标准，将被列入“学业观察期”名单，若连续两个学期被列入此名单，其学籍可能会被取消。这些举措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过程性学习。
齐炳和表示，山东大学这学期受到成绩警告的学生中，大一学生就有336名。这是因为通常情况下，大一上学期安排的学分较少（没有选修课程），部分公共课学分较高。譬如，高等数学一门课程就有5个学分，这类课程学生只要一门挂科，一般就达到了警告标准。
“这样做就是为了让这种警示能够督促学生接下来努力学习，及时通过重修（考）补修相关课程。警示是一种促学手段，而不是处分。通常情况下，前期落下功课如不及时补上，往往日后的学习成绩会越来越差。”胡金焱说。
在众多教育研究者看来，帮扶机制也应该与淘汰机制同行。
记者在《山东大学2013年春季学期本科生学籍处理标准及要求》上看到这样一条规定，对受成绩警告、留级处理的学生，学院应将其纳入“学习困难学生帮扶计划”，安排一对一帮助，及时对其进行教育和管理。
2007级学生闻化因大二上学期只有3门功课通过，大二下学期初就接到了学校的成绩警告。这份警告让辅导员徐珊珊开始对闻化重点关注。徐珊珊联系到闻化的家长后了解到，他在大一时因为失恋影响了学习，沉迷网络游戏，与家长也频频发生冲突。经过细心观察，徐珊珊发现闻化擅长文艺，便将其选为文艺委员，并要求他常到办公室来复习功课，与老师随时交流。学分欠账还完后，闻化再也没有上过“黑名单”，本科毕业后还考上了香港岭南大学的研究生。
张树永说，虽然表面上看这样的淘汰机制让学生压力很大，但因为淘汰是建立在过程警示与帮扶基础上的，因此，相比政策实施之前，真正被退学的学生人数实际上正在减少。
阎凤桥表示：“只有与教育培养过程的不断完善相结合的淘汰制度，才是科学与合理的淘汰制。”
人才培养机制需要哪些反思？
当前高等教育的入口变宽，教学过程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要建立弹性学制，并尝试建立多个出口。出口标准的多样并非意味着放松要求，反而是要提高某些出口的标准
为什么淘汰学生会成为新闻？学校为何会面临巨大压力？阎凤桥说，审慎对待高等教育淘汰制改革及其效果，可以推动我们对当下的高等教育进行一些系统性的反思。
21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高校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角度出发，设立学生淘汰制度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实情况是，一些大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艰苦付出，在经历过残酷的高考之后，若被大学退学，便会遭受严重的打击。无法从高校毕业有可能严重影响其一生的发展，甚至影响其整个家庭。但对高校来说，虽然对学生有同情之心，但若不严格要求，又很难保证人才输出质量。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最主要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足够尊重学生个体发展的高等教育机制。
首先是学分转移的机制。阎凤桥说，在国外，学分类似于货币，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在不同高校中通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了这种类似货币兑换的学分流通机制，若学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到另一所高校读书，在前一所高校所修的学分可以转到另一所高校。而据记者了解，我国目前的情况是，虽然一些高校已经建立起联盟，实行一定的学分互认，但也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范围较小。
其次是被退学后的重新进入机制。熊丙奇表示，在美国高校，一名大学本科生读到大三时，被学校要求退学（或者他不满意学校的办学质量，自动退学），他可以拿着前三年的大学成绩，申请进入另一所大学的三年级继续读书。可是，在中国高校，如果一名本科生读到大三被退学，是无法转到另一所高校就读的，其重回高校的渠道只有回到高中复读，重新参加高考。
对此，《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二十条做出了明确规定，即“应予退学”是不得转学的情形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有学生达到一所学校的淘汰标准，只有没被学校做退学处理时，才有转学的可能。即便是这样，转学的手续也十分烦琐。《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学生转学，经两校同意，由转出学校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确认转学理由正当，可以办理转学手续；跨省转学者由转出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商转入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转学条件确认后办理转学手续。据记者了解，真正能够通过此程序转学的学生并不多见。
刘志业表示，既然目前淘汰学生的依据是学分，那么如何更加科学地评价与考核学生的学业表现也值得探讨。比如，在国外，高校十分重视对学生课程学习的过程性评价，比如对学生的出勤、小组讨论、平时作业等情况的考核，都会在最终的学科成绩中占一定比例。这也应该是我国高校评价学生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探索多元的评价机制。
还有学者表示，应该注重教学与考核内容的科学性。无论是社会的需求、创新能力的培养，还是思维与素质的提高，都应该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以及考试、考查中得以体现，使得分数能够真正体现出质量内涵。也就是说，能够使淘汰制所依据的分数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画上等号，让高分就代表高质量，这样，淘汰制的质量保障意义才能够真正得以体现。
熊丙奇说，我国大学还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必修课程所占比重太高、选修课程比重太低，为此，学生难以根据自己的个性、能力、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应该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与我国高校不同，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必修课只占很小的比重，选修课比例高达60%。
“当前高等教育的入口变宽，教学过程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要建立具有弹性和灵活性的学制，并尝试建立多个出口。出口标准的多样并非意味着放松管理和要求，反而意味着在某些出口方面可以提高标准。换句话说，只有允许建立多个出口标准，才有可能提高某些出口的标准要求。”阎凤桥说。
“我们曾经对部分大学生做过一个调查，调查对象中有60%的学生不喜欢所学专业、不喜欢所上的学校，这让部分学生很难适应大学生活。”储昭晖说，“应该改变计划招生的模式，减少行政的干预，给高校和学生更大的自主权，让彼此都获得更多的了解，以减少遗憾。”
“从世界范围来看，扩大高等教育机会是国家民主化程度提高的必然结果。但值得警惕的是，在传统的精英结构下，扩张高等教育规模会带来功能性失调。而美国、日本、法国在大众化过程中建立了多元化的分层制度，一些大众化的学校在新增生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保证了一部分精英型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阎凤桥说，如何进一步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引导高校明确定位，建立不同高等教育子系统之间的沟通渠道，为学生提供多种发展可能性和路径，让学生在个人发展生涯中，有多次努力成功的机会，也是高校建立淘汰机制留给我们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更深入、广泛的思考。（文中学生均为化名）（原标题：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淘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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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校的学生淘汰率是多少
美国
美国《高等教育编年史记》（2009-2010）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45%-65%的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但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率只有57.3%。
德国
德国的大学对学生入学要求不严，对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不做限制，但在教学过程中要求严格，学生很少能按期毕业，淘汰率在30%左右。
法国
法国的大学在学生学习期间有非常严格的考试，学生在第二学年达不到所要求的成绩，就要被淘汰，淘汰率高的接近50%。
丹麦
丹麦大学学制一般为5年。大学的平均淘汰率为30%，部分专业高达50%－60%，故丹麦学生的毕业时间通常长于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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