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侨报》3月25日刊载《大学校长应是改革者》一文指出，作为大学的管理者、领航者，大学校长就应当摆脱行政化的牵绊，破除束缚杰出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障碍，以改革的精神与举措，担当起教育的本职。
文章摘编如下：
“争议校长”周其凤，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再次引发一番风波。网络舆论场中有对他的卸任拍手称庆；同时，北大老师和学生则失落留恋，认为他质朴无华，提高了青年教师的待遇留住了人才，学生出国机会大大增多，宿舍安装了空调，是“最伟大的校长”。
评价“好校长”与“差校长”，究竟谁说了算？一方面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的质朴道理，一校之长关乎切身利益，北大师生显然具有发言权；但另一方面，因为北大的特殊地位与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公众对周校长的评判也理所应当，关键的是，标准是什么？
有争议的校长不独北大，对中国大学校长的争议，实质在于高等教育行政化。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现在大学校长都是“空降兵”，谁空降他，就对谁负责，不对下负责；选人标准进入“误区”，校长没有“职业化”，基本上是院士、博导，他们在本专业上做得很好，也可以做好“上传下达”工作，可不一定具有教育理念、改革魄力和管理水平。
中国当然不乏“好校长”。“义务校长”原上海大学老校长钱伟长，不拿工资，以校为家，秉持大学校长应该“学术立校、教化树人”的精神，大刀阔斧拆除学校与社会等“四道墙”，以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在“立德、立言、立功”上成为楷模。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说，大学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源泉。破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难题需要创新，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社会进步，大学无疑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这种工具功能也决定了其内在品质，中国古人说，“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学的内在就是传承思想和精神的圣地，需要有自由而独立的天地。
因此，作为大学的管理者、领航者，大学校长就应当摆脱行政化的牵绊，以破解中国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为终极目的，破除束缚杰出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障碍，以改革的精神与举措，担当起教育的本职，这才是一位“好校长”。从高等教育到教育系统再到施政者显然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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