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遇到困难时是不可能想出解决办法的。”中国“农校对接服务网”办公室赵志宏主任说。

　　当2013年剩下的天数掰着手指头就能数清时，赵志宏开始盘点：“很多问题在2013年得到了一些解决，度过了重重难关。”

　　其实，并不是在高校食堂实施“农校对接”的益处不被大家所知，只是当这些产自农民地头上的米、面、蔬菜等要直接“走入”“高校的后厨”时，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存在着困难。

　　吃饱吃好早已不是问题

　　“现在中国的大学食堂保证学生吃饱吃好早已不是问题。”教育部规划司高校后勤改革处处长朱宝铜说，虽然每个人对“好”的理解会有不同，但是我国高校一直以来所做的尝试，比如后勤社会化的改革等，就是为了引进竞争机制，让更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把价格降下来”，“把质量提上去”，让更多的学生感到能吃“好”。

　　如果能花更少的钱吃到更好的饭菜当然会更好。不过这个“更好”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2003年11月17日，国内多家媒体刊登了新华社的一则报道：近期，国内粮食市场价格呈现6年来的首次全面上扬，玉米、小麦、大豆等价格上涨。涨价面之宽多年未见，同期，世界农产品价格也不约而同地呈现涨势。

　　当人们还在评价“似乎没有哪一样商品涨价能比粮食涨价更让人敏感”时，涨价成了之后几年的常态。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2013年11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3.0。这意味着居民在11月购买同样的商品，价格较之前上涨了3%。新华社2003年的那篇报道写道：北京一个批发市场上5升的“鲁花”牌花生油由60元上涨到68.5元，而今天，这桶花生油在家乐福超市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29元。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大学的食堂保持物价稳定，人们一直在想办法。

　　“降低成本最大的潜力在采购。”朱宝铜说，这早已经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

　　十多年来，国内高校一直在探索源头采购和联合采购的方式。但是，“它受到农业现代化程度和物流现代化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是教育部一家能够推动的事。”朱宝铜说。

　　“农校对接”迈出第一步

　　即使姿势不美也比原地踏步强

　　为了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并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2009年教育部提出了“农超对接”的概念，教育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联合发出通知，在北京、天津、吉林、上海、湖南、重庆、陕西七省市试点“农校对接”：鲜活农产品由基地直供高校食堂。

　　毋庸置疑，农产品直接进入高校食堂，省去几级批发及零售环节，确实可以大大节省成本。然而，真正做起来，并不简单。

　　2010年，首届“农校对接”洽谈会在天津召开。“我们谁都没有做过会展，都没有经验，很多有经验的人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了，我们是5月份才出台文件，7月份就要开会。任务落在了我头上。”赵志宏说。

　　好在有各个部委的大力支持，来参加洽谈会的农民吃、住、资料都是免费的，连参展的标准摊位也是免费的。

　　即使这样，仍然有不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当时参会代表的住宿是由当地一家旅行社帮助安排在天津的17个宾馆里。就在开会前，赵志宏得知代表从17个宾馆到会议现场的旅行车没有落实。于是赵志宏赶紧给旅行社的老总打电话，但电话一个个打过去却没有人接听。当时已经是凌晨4点，距离会议开幕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独自站在宾馆门前的赵志宏急得直落泪。好在困难最终得到了解决。

　　首届洽谈会在诸多埋怨中结束了。不过教育部等部委并没有因此失去信心，“他们给出的评价是：这届洽谈会非常成功，让我们知道还有什么做得不行，知道下面还有什么事情要做。”赵志宏回忆。

　　确实，虽然迈出第一步的姿势还不够完美，但总比原地踏步强。

　　之后，在山东举办的第二届洽谈会上，一些实质性的合作出现了。一些南方高校发现，直接从黑龙江订购木耳，不仅质量很好而且价钱便宜，即使算上运费都比在本地购买便宜。

　　“现场一半的木耳都卖了。”赵志宏说。

　　改革突破口

　　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

　　在“农校对接”最初的研讨会上，天津的菜农刘长安也被请到了研讨会现场。听着官员和专家们发言，刘长安也觉得“农校对接”确实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事，不过他担心的是眼前的实际问题：“人家的白菜卖6毛钱，我4毛钱也可以卖，但是把菜送到学校门口，如果没有关系，根本就进不去。”

　　之所以进不去，是因为这两毛钱会打破已经存在的利益共同体。

　　改革，就会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农校对接”也在所难免。

　　多年来，采购方和供货商群体之间存在着非常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不仅仅存在着灰色收入。”赵志宏说，正常情况下，供货商会求着校方买他们的货，一旦市场价格总体上扬供货商要求涨价时，校方又希望供货商能按原来的低价继续供货，防止学校断货。

　　因为种种私利的存在，使得暗自使劲的双方保持着表面的和谐与平衡。

　　“农校对接”其实是破除了这种一对一的共同体。

　　“现在哪个高校需要什么，根本不需要考虑去找哪家公司、什么价钱合适，只要提出需求量就可以。”北京市一位负责高校后勤的人士说。

　　目前，北京市已经形成了一个“农校对接”直供基地的名单，所有高校对同一物品的需求量汇总后形成统一需求，对这些直供基地进行招投标，再由每年联采排名前十的高校组成一个专家团队对这些招投标基地进行考察，最终决定供货方。

　　当大家都不再为自己的私利挖空心思的时候，大家的利益被最大化了。2013年北京市进行第二次集中招标时，当时新发地批发市场一级粳米的批发价是2.62元，而直供基地最终给高校的价格是1.96元。

　　农民也在这个体系中获益了。

　　以前农民的菜主要是由菜贩子收购，“收入没有保障。”比如，第一年某种菜产量一般，给菜贩子的量不够自然挣不到钱，第二年丰收了，但是菜贩子可能要得又不多了，所以常常是无论丰收还是减产，农民的收入都得不到保障。

　　“农校对接”后，农民地里种什么、种多少早已经由合作社订下计划，而这个计划则是合作社按照高校的订单制定的，因此，农民只要按照计划耕种就一定能保证稳定的收入。

　　“改革只有大家都受益，才能推动下去。”赵志宏说。

　　“农校对接”最后一公里最难走

　　当“农校对接”让白菜土豆也开始订单式生产时，资金成为各方都在意的问题。

　　不少农村信用社或农产品供应商之所以愿意与学校合作，除了学校有非常稳定的订货量外，资金也有保证。“学校不会赖账，到时候你没有去结账学校会反过来催你。”湖北方信恒丰农业有限公司经理杨超说。

　　不过，学校30～45天的账期也让不少供应商叫苦不迭。资金不能及时回笼，不少供应商要自己垫付资金。

　　“要是有个类似‘支付宝’的平台就好了。”一位供应商说，学校只要确定收到农产品，支付平台自动就把货款打过来。

　　“要想做得更好、更规范，平台不能等到5年后再搭建了。”赵志宏说，2009年“农校对接”文件出台后，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为“农校对接”项目做出了三、五、八、十规划，也就是前三年通过宣传活动让社会各界都知道农校对接的意义和目的，五年时开始搭建全国统一高校采购平台、电子商务平台。

　　有了这个平台，学校订单可以有效汇总，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掌握一手数据，校长可以了解本校采购的具体数据和价格，学校后勤老总可以轻松掌握每次采购详情价格，采购员的采购工作更加便捷安全，可以追溯到食品源头，供应商可以尽快回收资金并进行贷款……

　　“这个电子平台其实是‘农’和‘校’进行对接的最后一公里。”赵志宏说。

　　但是，最后这“一公里”并不好走。

　　有些学校说，上网确实好，但是一上网什么都公开了，学校能不能只上“大财务”（学校整体财务）不上“小财务”（学校后勤财务）？还有些省份的供应商也不想上网，原因是他们给不同高校的供货价并不一样，虽然价格差异是由管理成本和物流成本造成的，但无论怎样都有可能造成矛盾。

　　“这些矛盾无论有多少，我们都要努力去解决，组建这个平台意义重大。”赵志宏说，现在，平台的组建已经率先在河北试点。“技术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更多的阻力都源自利益。一次，某个省到北京来考查“农校对接”。“我们认真地给他们介绍北京已经有多年经验的做法，但是他们听一会儿就会把话题引开，不停地问‘你们是怎么让政府拨款的’。原来他们的重点是找到获得政府批钱的方法。”北京一位负责高校后勤的人士说。

　　很多从事“农校对接”的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在这件事中不求私利，事情就能办成。

　　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