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为了提出一个乌托邦，也主要不是对现代性反感而逃避。它涉及我对儒家、中国文化甚至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不认为专制是儒家的不二特征。当然跟西方的民主制不同，是家族式的、家庭式的民主，也绝不歧视妇女。儒家特区就是公天下。
2001年7月，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张祥龙教授发表《给中国古代濒危文化一个避难所：成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建议》。文章建议，借鉴“一国两制”的先例和“特区”的举措，划出一块地方，方圆百里或百公里的保护区，尽可能地采纳儒家的经国治世之策，培育愿意终生乃至世代传承儒家道统和生活方式的儒者，以及维持这样一个生活方式的三教九流，最后达到任其自行而无碍，与世无争而潜润世间的境地。
建议发表后，且不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其不可行，儒家的同情者甚至儒者，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想。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爱护之心，对现代化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深刻洞察，但开出的药方，极难实施。
十二年过去了。现代化依然是有待完成的任务，我们是否可能走出一条更好的现代化道路？至少，是否可以在主流的现代化方案外，提供一种新的试验——它保留传统那些美好的生存结构与生存感受，又能自然吸收现代文明的优点？
南方周末本期“大参考”请张祥龙教授分享他这十二年来对“儒家文化保护区”的新运思。道理何在，可行性有多大，有赖读者诸君自行体会。
“现代性”也有可怕之处
戴志勇：十多年前，您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了解您的人觉得您是对传统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爱之太深，不了解的人觉得这简直是“逆潮流而动”。现在您的想法有什么变化？
张祥龙：总的思想方向没有根本变化，但我对如何实行有了新的思考。
这不是为了提出一个乌托邦，也主要不是对现代性反感而逃避。它涉及我对儒家、中国文化甚至人类未来的思考。目前人类主流的生存状态很有问题：高科技对人类存在的重大威胁，把人类各民族的命运都绑架了。它虽带来空前便利，但致使一些根本性美好的东西消失。这是我提出设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两个原因。
人类精神的贫乏化是灾难性的。儒家文化特区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生存启发，为人类提供一种思想和生存方式的避难所，为未来提供另一种选择可能。
戴志勇：人们一般都将现代化理解为理性的运用、人权的保护、自由的增加、生活的便利、对世界与人生的祛魅等。也有另一面，高科技的危险、过度商业化，如马尔库塞在《单面人》里批评的现代人的生活状态。这种物化趋势，根源是什么？
张祥龙：你说的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观念化理性（根子上是算计化、功利化和追求力量最大化）的至高无上，个体主义的自由追求，这是现代性金币的正面。其反面或必然导致的是高科技崇拜，因高科技是那种理性的楷模；还有生命原初感受如艺术与宗教感受的消退，必导致“单面人”的生活状态，因科技主宰和世界祛魅使人生的维度减少，只能在物质商品中找一时满足。
说到它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对象化的思维方式，认为对象才是真实的，而对象是可被算计和追求的。智慧者却看出这不可能是终极的真实者。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生命的内在丰富和奇妙，不是任何对象可以穷尽的。有道性的思维方式就不会那么崇拜力量、高科技和人格神。
戴志勇：现代化是否也有一种机制，对物化倾向有一种抵抗与平衡？
张祥龙：在美国留学时，我参加过他们教会的活动，有些年轻人至少受到熏陶。他们对现代化的物化这一面的抵御力或消化能力，比没信仰的年轻人要强。虽然这一类人对社会风气也有改造作用，但在美国，人数不是很多。这种信仰对现代性带来的根本性问题反思批判的力度比较小，达不到儒家的深度，比如对家庭问题的看法。
现代性破坏的首先是家庭，从长远看，这是最深刻的一种破坏。
戴志勇：为什么现代性对家庭造成根本破坏？
张祥龙：以前的生活生产方式，都是家庭的。即便考科举进城为官，也是源自家庭，回馈家庭。有功名或辞官后回归故里，成为德高望重的乡绅。而现代性的经济、法律、教育形态，都在鼓励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发达的高科技，全球化的工作模式，人员流动特别大。
在这种新的全球化模式里，家庭越来越小。核心家庭也越来越不稳定。美国的离婚率已经超过一半。这跟人类的生存结构有关。现代性拉散家庭的力量日益增长。如无补救之道，这种个人式的生存方式会更加普遍，将来也可能出现一种集权主义的反扑。
重新理解“孝”的根源地位
戴志勇：家庭当然是传统中国人的意义之源。但是否也有压抑人的一面呢？父慈子孝，但父亲若过于强势，孩子是否也可能受伤害？男尊女卑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的现实。
张祥龙：很多是要调整的。其实，儒家对女性没有根本歧视，讲男女有别也只是内外有别、分工不同，就如同长幼只是年龄之别。但毕竟从现代人的观点看，女子没受教育，吃亏了。经济权不够，不在外面工作等。
这种调适并不是家庭里不分长幼的“人人平等”，家庭里一定是男女有别，但不是高低之分，只是角色不同。而这种角色或分工的不同正是人类与其他灵长类的区别。要将儒家的价值以现代术语、现代思路重新发掘，以此来生发未来的儒家社团，才会更合乎人类本性。
儒家特别强调“孝”。我以为“孝”跟人性实有相关。西方也并没有完全忽视孝。但随着国家出现，更大的社群出现，家庭的地位就开始下降。古希腊、罗马城邦高于家庭，到近现代，契约论的说法才出来。
所以，我提出建立儒家文化特区，不是简单对儒家传统的照搬，而是对儒家理解得更深入并随时代转化。通过特区的思想和实践，发掘和发扬儒家对人类生活的根本合理性之处，将其调准到“当代波段”上来，重建此种文明的生活和社群。
戴志勇：孝不光是“养”。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
张祥龙：是的。子女去报答父母，是子女成为完整的人的内在方式与要求。为什么人跟黑猩猩不一样？黑猩猩就没那个意识。由于人类有这种意识结构，会觉得不敬养家中老人心就不安。所以，孝恰恰是人类的本性、意识结构的潜能。
戴志勇：在具体内容上究竟怎么理解孝？
张祥龙：孝义极其丰富，需要孝子在生活情境里“发而皆中节”（《中庸》）地实现出来。“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篇》）这个“几”是多么微妙！父母有过错，你不可以去指责、去抗辩，那样会搞坏亲子关系，但又不能不管，那样是听任父母于危险境地。所以孔子主张要看准时机、依从情境来劝谏，甚至反复劝谏，使父母感不到冒犯地知错改错。曾子让父亲用大杖打昏了也不躲避，孔子痛斥之，因为在孔子看来，这种愚从绝非真孝，正足以让父亲犯下杀子大过。但，孔门孝悌之义曾也就被扭曲成了可怕、可笑的东西了。新文化运动攻击儒家孝道，皆以这类被扭曲者为靶子。
戴志勇：有人认为金融市场发达，由社会来管养老，可以让“孝”回归单纯的亲情。在现代社会，“孝”的内容是否有变化？
张祥龙：变化自然会有，但首先得保证家庭的生命形态。养老去掉，会大大削弱亲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用金融支配的社会服务替代儿女养老，就不是完整的家庭关系了。人类的意识本性就是要养父母的，这就是最单纯的亲情。
戴志勇：在一些西方国家，父母跟子女之间相对比较独立。小孩18岁就得出去，找父母要钱得还。但中国可能不是这样，祖孙三代帮孩子垫首付房款，虽然孩子也回报，但不是契约关系。
张祥龙：美国父母把孩子养成，义务就尽到了。孩子再用父母的东西，原则上要归还。子女要帮忙养老很好，但不是道德义务。我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子女直接养父母，住在一个屋檐下侍候的，很罕见。或进养老院，或自己照顾自己，或互助，社会给很多方便。他们还在研究能护理老年人的机器人，技术发展跟他们的社会形态是相配的。这跟儒家原来的看法很不一样。
选贤举能：儒家特区的运作规则
戴志勇：儒家文化特区是否有另一种延续性的风险，比如您希望小孩在身边，但他未必选择在特区里。怎么解决？
张祥龙：重建礼乐教化，并使区内生活既和谐，又有新鲜的追求。头一两代肯定有这个问题，但代代相传，是有延续性的。在儒家文化特区里，家庭、家族的价值最高，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风俗，都会鼓励这种更新后的传统社会形态出现。新文化运动说儒家是压制人性，以礼或以理杀人，全弄反了。
戴志勇：“孝”的内容中是否也要预防“郭巨埋儿”这种极端情形？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他批判的“理”是什么样的理？如何调整理跟情、理跟欲之间的关系？
张祥龙：他攻击的不是儒家，是宋明理学中一些偏激的想法和说法。戴震自己也是儒家。戴震讲得很有道理，宋儒讲理跟情，有时确有分离，造成了恶果。以理杀人，在某些情况下确有发生。但鼓励寡妇殉夫，根本不是儒家的主张，这会破坏阴阳之和，当时就有儒者反对。早在周朝就改掉了人殉。儒家也不反对寡妇再嫁，从先秦以来就是如此。
总之，宋明理学的确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但它没有放弃对于基于家族的人—仁—性化的追求，应对佛教和道家，虽不很得力，但毕竟维持了儒家道统于不坠。清代儒家对它的批判，正表现出儒家本身的反省和纠偏能力。
戴志勇：儒家在不同的权力形态下有不同的调整。董仲舒有复古更化，以天限君权；二程朱熹可能都有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有对私天下的批评和部分分权的设想；谭嗣同的《仁学》批判二千年皆秦政、皆大盗；康有为也有君主立宪的想法……您觉得站在政治儒学的角度，在现阶段儒家应该有什么样的调适？
张祥龙：从周到秦到汉，国家政治结构变了。儒家也必须要调整。汉代也想分封，尽管取得了重要成效，如吕祸侵凌汉室，如无分封，汉文帝如何能上台？但从主流上讲失败了。我对董仲舒原来的评价不高，现在随着思想的成熟，认为汉儒有一些很值得挖掘的东西。到宋明理学后，又有调整。
康有为（更不要说谭嗣同）根本就不是儒家，貌孔心夷。看完《大同书》，居然还有人把康有为当儒家，简直是笑话了。他的大弟子梁启超将此书要旨概括为“毁灭家族”，很有道理。他太激进了。
戴志勇：孟子认为：同姓之卿可以换天子，异姓之卿可以走掉。儒家遇到尧舜是特别幸运，遇到桀纣怎么办，对权力的制约有没有好的办法？
张祥龙：首先要保证不出现秦始皇，有办法罢免坏统治者，等待好的出现，中常之君也就可以维持大局。
儒家特区的体制一定要有儒家特点，又要有反馈机制。领导人有问题，有办法把他换下来。一是任期制，一是多元制，执政者和立法者，有相互牵制。
体制上防止恶是第一步。还要有办法引发出真正优秀的领导者，即现代的尧舜、文武、周公，造就出好的区民，使整个社区生存变得极其美好，这才是最终目的。
戴志勇：在文化杂多的时代，有很多文化和生活方式可供选择，这意味着，儒家必须要提供能吸引人的生活形态。
张祥龙：当然。人性是一种潜能，本身不是完全现成的。我们只有在不脱开传统的文化生活中，展示现代人的人性理解。这种调适，不是完全站在儒家之外来判断应该怎么调适。作为现代人，进到儒家活生生的学说和实践里，与之共命运，自然就会有调整、反思、批判、继承。
儒家文化特区是儒家复活的基地。蒋庆先生提出儒教复兴，有争取成为国教的上行路线，也有建立儒家团体、做社区建设的下行路线。我主张的儒家文化特区，是中行路线，它以下行路线为起点。
儒家历史上就有通三统，“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孔子最想干这个：“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从一个小地方干起，周文王、周武王起于丰、镐那样的“特区”，别的诸侯一看，太好了，敬老爱幼、路不拾遗、公正谦让、民得其生、物尽其性，社会和谐之氛围，如春风化雨。在这种社会里，才真活出人的感觉来了。于是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国都被吸引，是被美好的生存形态吸引，不仅仅是道德的吸引。与殷纣王的军队决战前，周族已经得了天下。
主流社会应宽容各种文化特区
戴志勇：儒家已很边缘化，要参与进去，该如何与“主流”生存形态相处？
张祥龙：儒家还是个游魂，没有真实的生存空间。现在主流社会对儒家、儒教太不宽容。
不要忘了，儒教历史上就有宽容和多元的悠久传统，现在儒家更要有体制上的多元见地。要注意避免全国一体化，它曾让儒家吃亏很厉害。儒家特别不适应西方模式造就的现代化或现代性，又不可能不受体制影响，在这方面跟佛教、道教都没法比，所以要保持和发扬先秦的多元见地。
设想一下，一百年前废科举时，可不可以有像邓小平讲的一国两制那样的构想？废科举，不全部废，重要的省份办新式学校，在愿意保守的省份，让知识分子和百姓来选择，同意的话就保留科举制。新学校出来的也可以做官。这样一国两制，慢慢自然演化，完全可以啊。
在我所言的文化特区里，要按儒家的理想搞建设，虽然也必有调整，适应现代人的心理，但毕竟是儒家主导的。比如，我觉得也要允许基督教存在，但有一套区法，使儒家的家族价值观有保证。它非常健全，合乎人性，就不怕别的东西来。
戴志勇：文化特区跟香港这样的行政特区区别何在？
张祥龙：我设想的儒家特区，是一个文化特区。香港是一个行政特区。文化特区的含义很丰富。甚至可以设想，未来有道家文化特区。至于基督教文化特区，他们太强，基本不需要。儒家文化太弱，需要扶持，作为珍稀的文化物种保护。这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在美国，阿米什人的社区，是另外一个文化世界啊。
我以前的学生在美国访问，我让他们去看看阿米什人的社区。他们回来告诉我，说他们的小学是自己办。这不得了，当年争论了很久，看来他们跟国家争到了教育权。得有个法律保证自己的独立性，否则冲突就不断。
未来要建立这种文化特区，国家一定要立法，规定清楚权利和义务。需要领导层认识到，这是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未来有关的好东西。也许可以具备这种远见。
我不认为专制是儒家的不二特征。尧舜怎么是专制的？当然跟西方的民主制不同，是家族式的、家庭式的民主，也绝不歧视妇女。这个特区，虽然经过调整，如果它还是一个活的儒家社会，就会有很多传统的内容，是嫁接在传统之上的社会。
戴志勇：怎么看待台湾的经验？
张祥龙：台湾已经非常西方化、全球化了，佛教也非常发达。那里中国文化保留得比大陆好一些，个体主义也很强大。
家、国、天下
戴志勇：儒家特区最核心的特点是家庭价值。但这个家庭，不仅通往国家，也是通往天下的。今天的儒家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天下观？
张祥龙：对，在这方面，我要更突出家庭的原则，“国家”这个现代词虽然是日本人先用的，但它暗示了国之本在家，符合儒家的观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很根本的。
为什么还有一个天下的境界？国家的根在百姓。百姓是家族化的人民。“百姓”和“黎民”或“民”不一样。越早的文献，分得越清楚。先秦的时候已经开始混用了。民，按董仲舒的讲法，其义为“瞑”，浑浑噩噩的，需要教化。但百姓就已经含教化之根本了。如果国之本在家，它就有家的原发性、合作性和内外有别基础上的开放性，“修身齐家治国”也就必导致“平天下”，也就是人类各民族和国家间的和平相处，就如同健全家族之间的共处一样。
未来的社会，如果真能有儒家特区，就能既保证既不是民粹主义的，也绝对不是专制主义的。选出来的领导人，一定是大家熟悉、认可的。比如选举、推举出的家族领导人，一般都是办事公道，大家服气的。这完全不是乌托邦。只要未来出现机遇，就可以实践。犹太人等了两三千年，等来一个以色列，我们也可以等啊。但首先得有思想，让人觉得是可能的，能说服人，有自己的信仰团体，才会有人愿意把性命都投进去做这个事情。
戴志勇：孔子说过“吾从周”，公羊家又说他最后有公天下的理想。怎么理解儒家的“公天下”的政治理想？
张祥龙：如果不带现代人的过重的偏见，《礼记·礼运篇》里讲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还是以家庭为根的。不是仅仅亲自己的亲人，对社会上别的人也要亲，恰是说以亲亲为根本，推及别人，这就是“公天下”。儒家特区就是公天下。
儒家讲“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一个人知孝，就不会无原则地犯上作乱。家庭不是一个封闭的团体。党派和小团体，是人们出于理念和利益结合的，公司大多就是考虑利益，比较封闭。家的视野比较长远和顾及他者，只要家庭的孝德有了，时间意识和筹划意识就会大大拉长，就不会限于自己的一家和一族。
利益团体的共在是内部的，与真正的他者是绝缘的，而家不是。为什么？跟孝有关系。这个地方，如果能以现代人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清楚了，起码对我自己就能交代了。
按目前这种全球化和高科技之路走下去，儒家需要一个避难所。我大学毕业后也搞过一段自然保护，生态思想对我很有影响。道是一种生态顶级群落，我觉得生态思想在儒家里更重要——当然是以家为根的广义生态思想。
戴志勇：哈佛大学的社群主义者桑德尔教授最近有本新书《反对完美》，反对用基因技术改造甚至克隆出“完美的人”，很巧，这个思路与您相通。但是，自然形成的人类及其生存结构，能否抵挡住这种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呢？
张祥龙：社会生物学创始人威尔逊说我们这种人的本性是在石器时代形成的，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了。现在不少人也认为，我们依恋的那种家庭关系，已经适应不了现代社会了，婚姻家庭必走向衰落，甚至消亡。我们这种人应该升级了。怎么升级？从基因上改造，人机联体，成为后人类，那家庭肯定就没有了。
而我认为后人类根本不可能出现，它对人类就是一个灾难。有种“地球生态圈”的盖娅假说，讲地球的生命圈是一个整全活体，叫盖娅（古希腊的大地女神名），弄死了就完了，虽然她有很大的恢复能力。
地球的蓝色子宫中孕育出了人类的家庭，但不幸，我们咬破了这个茧，正在进入个体化、全球市场化和资本信息化的逐利形态，完全罔顾生命之家和家的生命，这样，地球这个大家庭也会受到严重伤害。家庭是地球生态孕育出的最有持续能力的人类生命结构形态，个体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生存策略在其他哺乳类那里早就流行了。
海德格尔看到了现代技术崇拜对地球之家的损害，但没看到人类的家庭与这个大家庭之间的根本联系——这是我对海德格尔最主要的批评。儒家和中国的学者可以就此对世界做出一些实质贡献，这是我们的资源，是我们文化的良知，但这个良知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人自己丢弃了，我非常绝望。（原标题：我为什么倡议建立儒家文化特区——对话北京大学教授张祥龙）
（戴志勇系南方周末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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