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的高校，大凡做管理的，都懂得一定要“抓好离退休教师工作”这一块。而这在香港中文大学，是不可想象的。大学与教授的关系，就是雇主与雇员，合约结束了，就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如果做教授们对于大学“认同感”的国际排名，我相信北大名列前茅。平日里也有很多批评与抱怨，可等到落笔为文，全都变得温情脉脉。几年前，我在北大中文系创办“博雅清谈”系列活动，第一次的主题“燕园记忆”，主要讨论乐黛云、谢冕、温儒敏三位教授各自所撰追怀燕园生活的新书。谢冕先生的发言题目很“煽情”，我至今记忆犹新——《选择北大是一辈子最大的幸福》。谢老师是诗人，发言时自然高八度；可其他老先生也都眼含热泪地大谈自己如何热爱北大，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后来想清楚了，这很大程度是“时代问题”——这些老教授大都十八岁出门远行，来到这美丽的燕园，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燕园生活就是他们的一切，而绝不仅仅是教书的场所或谋生的手段。几十年风风雨雨，是有很多不愉快，但并没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与机遇。于是，半自愿半被迫地养成了对于自己工作的这所学校的极度依恋。
不止北大一家，内地的高校，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十年，国家用人制度松动，各高校为应付激烈的竞争而各出奇招延揽人才，年轻一代与大学间的关系方才变得松动。
在中国大陆，只要是老一点的大学，其教师构成基本上是退休与在岗各占一半。那些几十年间与这所大学或院系休戚与共的退休教授，当初拼搏时薪水很低，故积蓄不多，退休后大都比较窘迫（相对于在岗的诸位），既为了体现人道关怀，又希望建构学术传统，大凡做管理的，都懂得一定要“抓好离退休教师工作”这一块。平时有空聊聊天，过年过节聚一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特别是生病时的照顾等。不是为了在校园里“维稳”，而是兼及责任与人情——我当北大中文系主任那几年，也是这么做的。
而这在香港中文大学，是不可想象的。在这里，大学与教授的关系，就是雇主与雇员，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在合约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合约结束了，腾空宿舍（如果住校的话）及研究室，就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港中大可以做得这么绝：今天退休，明天起学校提供的电子邮箱就关闭了。你以后在外活动，不得再称“中大教授”——除非学校给你特殊荣誉（如“荣誉博士”、“荣誉院士”或“荣休教授”）。如此斩钉截铁、干脆利落，管理上是方便多了；可就是少了一点人情味，感觉上不太舒服。
我知道，很多中大教授退休后仍住在香港，但基本上不介入大学事务，连聚餐会都懒得参加。这与大陆各高校普遍每年至少宴请一次全体退休教职工，提供互相认识、聊天、叙旧的机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大学这种什么都管，包括教职工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当校长或系主任的，你都得挂在心上，这很有人情味，却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乃前一时代的遗留物。随着教授招聘的国际化，以及学校与教授间双向选择的可能性大增，有钱或著名的大学确实有更多的自主权与自由度，这对提高办学质量是有好处的。大家都学会按合约办事，没有那么多三姑六婆七嘴八舌的，签了字你就得认账。这种理性化原则眼下正长驱直入，不久的将来，北大大概也会走上今日港中大的管理模式。
前些天，和香港教育学院的陈国球教授一起飞往上海，参加华东师大徐中玉教授百岁诞辰及学术思想研讨会。会场上气氛之温馨与热烈，催得国球教授和我热泪盈眶。其中一位老校友还拉着系主任的手说：我们在外头拼搏、赚钱，老师就交给你们照顾了！有什么需要我们出力的，尽管说。国球兄于是感叹：这种场面，在香港很难见！ （原标题：教授们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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