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世界”。
当前，我国农业正在历经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发展转变过程。在推进过程中，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面临哪些突出问题，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中，有哪些具体解决措施？农业的核心——种子产业，又存在哪些短板，改革路径如何？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面临巨大争议的转基因农业技术？
怀揣着这些问题，《科学新闻》采访了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
《科学新闻》：一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某种程度上是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的体现。众所周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程度跟欧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请问张部长，我们的差距具体在哪些方面？如何缩小这种差距。
张来武：差距主要还是体现在农业发展方式方面。我国内地农业的发展方式，还是以传统要素为主，在科技、金融、信息、生产能力、管理水平方面，与现代化的要求相差较大。要缩小差距，我们就要想办法把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在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科技水平、金融能力、信息化水平和管理水平缺一不可，但金融能力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来自社会的风险投资，可以为传统农业引入现代农业的管理方式、科技能力和信息化水平，把传统农业做成农业工业，做成品牌农业，进而形成高附加值的农业产业，把农民变成职业农民，实现农民的职业化转变。
《科学新闻》：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科技部的有哪些具体措施来解决转变中这四大难题？
张来武：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形成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趋势，这是很自然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就不能按传统思路解决。11年前，在宁夏等省区开始推行的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现代农业的定位，是一二三产业的综合。现代化农业不仅要做第一产业，还要做第二、第三产业，构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随着农业全产业链的逐步推进，必然是一个与之相伴的专业化过程；而在专业化过程中，就必然有职业化的农民。
科技特派员到农村创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就是要把科技要素、金融要素、信息要素，带入农业生产经营中，与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合理组合，用企业的方式、工业的方式、第三产业的方式，以及市场的方式，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我们25万科技特派员，其实可以称为职业农民的先锋部队。
《科学新闻》：您刚才提到，来自社会的风险投资，可以为传统农业引入现代农业的管理方式、科技能力和信息化水平。对此，科技部有哪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张来武：现代农业的发展在经历早期科技风险期的时候，缺乏资本力量，缺乏一个为现代农业服务的金融体系。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创办了“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就是为了解决农业科技创业队伍缺钱的问题。
我们鼓励一部分基金公司、投资公司以及法人特派员投资现代农业，加盟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投资体系，形成专门服务于“三农”的第三产业，进而实现城乡统筹。
我们的想法是，通过举办“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把可转化的科技成果和创业团队聚集起来，与金融投资体系相结合，用科技金融方式推动科技创业。
从现在的进展来看，几十家企业都关心这个事，很多基金机构不请自来。我们就是要用投资的方式，金融方式推动现代农业。
《科学新闻》：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中，种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决定一个国家农业的竞争力和前途。在商业化育种中，科技部有哪些行之有效的举措？
张来武：随着农业科技越来越重要，人们意识到种子本身是农业丰收之母。无论是科学家、农民，还是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对于这一点都有共识，也做出了很大努力。
但当美国的孟山都和先锋这些跨国种业出现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中国种业所面临的问题：我国种业发展仍旧处于初级阶段，商业化种业发展机制体制亟待改革完善。国内种子行业事企不分、公益性与商业性重叠，处于各自为政、小而散乱的现状。一方面院所和大学构成的重要科研力量技术推广不出去，另一方面种子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人才缺乏、研发能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
如何解决这个症结？首要是重构中国新型商业化种业体系，创建种业科技托管中心、创新商业化育种机制和模式、培育推动中国种业迅速做强做大的科技金融生态环境，创新驱动种业发展。
同时，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其实也做了一定的探索。首先，科技特派员体系本身就是市场化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且在不断进步。其次，我们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使得种业使用方跟种业提供方短兵相接，从而互相促进种业进步。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看，种业的进步是明显的，当然任务也还艰巨。
《科学新闻》：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转基因问题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当前针对这一问题，可否请您谈谈看法？
张来武：从职能上来说，科技部负责战略性、引导性的科学技术研究，转基因无疑是绝对不能忽视的科学技术。转基因技术是生物技术的一个尖端技术，有带来农业革命前景的可能性，因此必须把它作为战略准备。
但是，一旦转基因技术进入产品，特别是主粮产品，则需要一个认知和准备过程。但一个趋势必须要看到：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大对转基因技术的关注力度。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被另外一种观点误导，认为转基因技术就是禁区，从而止步不前。
当前中国转基因产品的标识，很难让消费者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因此，在立法上必须严格制定规则，形成秩序。
需要明确的是，转基因技术与“分子技术运用到传统绿色农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超级绿色稻都看成转基因作物是一种误解，充分利用分子技术不代表就是转基因。但我们无法停止人们对于转基因的争论，越是重要的事情，前期越要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