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把我看作你们的父辈，看作你们的朋友。”近日在石家庄举行的中国科协年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一开场便和大学生“打成一片”。1962年进入大学的他，如今已67岁，但他表示“我的心还年轻”。
台下的学生看重的也正是这位老者丰富的人生阅历。第一个“取经”的问题是：“您今天做到科协主席的位置，能讲讲人生怎么规划，您的人生都有哪些转折点？”
“人生无法‘规划’。”韩启德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生充满着未知数，所谓“规划一说”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谈到人生转折点，他说：“我的人生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也不知道关键转折点在哪儿。我已经走过来了都不知道，如果还没走就更不会知道了。”
这位老者的建议很简单，“走好每一步。能做的就是把现在从事的工作做到你所能够做到的极致和最好，将来的路自然会向你开放。”韩启德语重心长地告诫在场的学生，人生没法规划，但是人生要有方向，要做一个好人，一个对人类有贡献的人，这个方向是可以确定的。
已经参加对话活动多年，几乎每一年，都有大学生提出类似“人生如何规划”的问题。韩启德说，这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学生对人生的“迷茫”，更是当今社会浮躁心态的一种表现。
如同一些现场学生的提问，“在学校时，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学会为人处世，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竞争？”
韩启德说，尽管学生可以通过参加社团、社会实践来锻炼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但一个大学生到了社会上，仍会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一点只是“时间问题”，而真正值得忧虑的，却是“大学生失去自我”——当下不少大学生在大学的时候老想着走向社会的事，不能静下心来多读点书。
他回忆道，50年前他上大学时，大学被称作象牙塔，是带有贬义的；如今，“象牙塔被打破了”，“怎么什么事情都跟着社会跑呢？”韩启德并不否认大学和社会是有关系的，但他认为，大学生不能随波逐流，还是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思考，要走在社会的前面，引导社会，要做“文化的引领者”。回到“人生‘规划’”的问题，亦然。
针对现场一名学生的问题“现在考研人数越来越多，您认为这种跟风考研的现象是一种逃避就业的行为吗？”
韩启德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在北大读外语专业，学习成绩靠后，毕业后做了北大公共英语教师，做得也还是不理想；后来，英国一家公司提供奖学金到英国留学读研，他去考试，没有考过，原因是“发音不准”。接着，他就到中关村去发广告，培训托福考试……再后来，在场的学生已经知道，他就是俞敏洪，一个被网友们称作在美国最受欢迎的中国人——“培训”了无数在美留学、工作的“成功人士”。
“这些都是通过考研究生得来吗？不是。”韩启德说，太注重一纸文凭，这是社会评价问题；但就学生个人而言，要保持一分清醒，不要仅仅为了就业来念研究生，还要更多考虑自己的兴趣，以及通过读书得来的“人生方向”。他曾在与大学生的多次对话中强调，“为什么不能从更基层的、更被大家看不上的工作去着手做呢？”
韩启德还建议大学生不要把专业“看得太重”，“如果说我们大学生学什么专业，出来只能干这个专业，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失败。”
给出这样的建议源自现场一名法医专业学生的问题：“学校里面，临床学科的很多，法医专业的一年就30个人，是就业前景不好的‘少数人’，所以很多同学在考研的时候会考虑考临床研究生，请问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事实上，韩启德此前也听过由于专业“受限”而担心就业的问题，但他始终认为，本科教育是不能代替职业教育的，“不应是从高三毕业进入大学就决定了你的职业，还没有进行大学教育就开始了职业教育。”至于就业，他说，有了做人的基础和对专业的基本理解，“选择其实很多”，也比别人更占有优势。
以“法医”专业为例，他认为其实现在法医人才奇缺，只是由于体制没有理顺的原因，毕业生一时进不了公安系统，很快会供不应求的。他说：即使你不能去当法医，但仍可以去媒体当记者，在采访公立医院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医患矛盾等问题时，就会比非医科专业出身的记者更有优势；你们可以去做管理工作，将来对我们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会起更大的作用，且更能从患者、医生、医学生的立场去考虑问题，等等。
他还援引美国一位著名科学家的话说，当今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变得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我们将来的优秀科学家都要在手里拿到两张以上的入场券，换言之，如果有两门以上的专业将在职场上占有比人家更强的优势，在创新上也会比别人“视野打得更开，做得更好”。
这位和医学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科协主席相信：“年轻人如果有志气成大事，就要去打先锋，到基层去去开路。未来的高层管理者一定要有基层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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