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现身”了。
继8月21日在其实名认证微博账户中爆料“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后，这位在世界经济学圈中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北京大学前教授，一时成为北大、媒体和网友多方“寻找”、“求证”的对象，但因其选择只在微博上继续发表自己的言论，“不接电话”、“不回邮件”，继而被一些网友戏称为“爆出猛料后便不负责任地隐身”了。
今天，邹恒甫首度对媒体发声。上午，邹恒甫通过越洋电话致电中国青年报记者，开头便称自己没有“躲猫猫”，也不是在“耍流氓”，并表示“自己手头确实有一些线索，现在就要发给北大”。
相应地，在与北京大学持续了一周的“隔空对话”后，邹恒甫也于今天主动联系了北大。
13时34分，邹恒甫发布微博称，“我和北大纪委监察室已经通了电话。我让他们知道了一些信息，并且已经发给他们一些材料。他们都收到了。”
随后，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北大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周有光，周证实了这一消息。
对于邹恒甫的“现身”，不少网友给出了积极评价，称毕竟这是其与北大走出“隔空对话”的第一步。有网友评论道：如果邹恒甫踏出主动的这一步，能为两者叫阵加入一些有力的证据，那才是真正值得网友期待的“揭丑”。
但也有网友对邹恒甫的行为表示不解，甚至将此理解为邹向北大的“妥协”，原因在于，邹恒甫此次主动联系北大，似乎与其之前所称“只跟中纪委谈”的说法有所矛盾。24日晚，邹在其微博上发布“我只跟中纪委谈”的言论，被媒体解读为堵上了与北大正面交锋的机会，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一些对两者“隔空对话”不满的网友评论说，如果邹恒甫真地想去找中纪委，不该坐等，而应主动去联系，至少“中纪委的办公电话你是可以找到的。”
不过，邹恒甫在电话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此次联系北大，他依然不会拿出“主要证据”。他说：“我为什么要和北大联系，因为北大、媒体都说我是在骗人，我现在就要给你们提供点线索，让你们看看我不是在耍流氓。”
这正好印证28日他发的一条微博：“北大纪委：我邹恒甫只跟中纪委谈。另外，别人给我的信息我会提供给你们。”
那么，邹恒甫“现身”后，到底向北大提供了什么线索？
在发给周有光多封涉及“让他们知道了一些信息”的邮件同时，邹恒甫还将这些邮件转发给中国青年报记者和广州日报记者的邮箱。对此，他的解释是“希望第三方知道，我的确是在向北大提供一些信息”。
查看这几封邹恒甫所称“发给周有光的信”，记者并未找到有关“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的线索或证据。可以看到的则多是有关“北大学生计羽实名举报学生会主席戴威”——一条已被当事人证伪的文章——的相关说法。比如：“作为一个今年校学生会选举的亲身经历者，我可以告诉您，至少信中与学生会选举相关的内容并不是随意捏造的”。
记者问：“除了这些，您手头是否还有关于‘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的具体证据？”
邹恒甫答道：“这一点目前还不能说，但可以确定的是，我手头有大量的重要线索。至于证据，则要慢慢来。”
邹恒甫还告诉记者，他和周有光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半小时”，他向周提供了一些信息，并称“会继续同你们办公室联系，提供更多信息”。在他发给周有光的邮件中，他还写了这样一句话：“万望北大在公开场合宣布我们在保持联系，并求得事实真相。”
但在中国青年报记者向周有光求证的过程中，对于有关邹恒甫和他本人的具体谈话细节和邮件内容，周则不愿透露，并表示具体说法应由该校新闻中心统一给出。
记者随后致电该校新闻发言人蒋朗朗，但其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截至记者发稿，北京大学对于邹恒甫的“现身”尚无公开回应。
在电话中，邹恒甫还告诉记者，“24日他们（指北大）给我的邮件我从来没有收到。”而北大此前对此的说法则是：该校调查组一直以包括电话、电子邮件、委托邹恒甫曾经的同事朋友和现工作单位、上门拜访在内的多种方式与邹取得联系，但“都没有成功”。
最后，邹还表示，“最终的证据提供”还需要中间人的出现，而他所说的这个中间人就是他此前在微博上反复强调的“中纪委”。他还告诉记者，“这次揭露北大，我是集全力的。” （原标题：没有“躲猫猫”，愿向北大提供更多“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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