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廖洋
童第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1902年，童第周出生在浙江鄞县的一个山村里，从小跟随父亲读私塾，边学习边劳动。父亲常常教诲他好好学习，还写了“水滴石穿”四个字勉励他，希望他将来有出息。童第周的一生都努力践行着这种精神，以顽强的毅力向着科学的高峰攀登。
“我是中国人，我的知识应该为中国效力！”
1922年，童第周宁波效实中学毕业，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1930年童第周在亲友们的资助下，远渡重洋，到北欧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的比京大学留学，在欧洲著名生物学者勃朗歇尔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胚胎学的研究。
在比利时求学的日子并不十分顺利，他发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对中国人抱着一种藐视的态度，说“中国人是弱国的国民”。和他同住的一个同学公开说：“中国人太笨。”童第周憋着一股气，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
研究胚胎学，经常要做卵细胞膜的剥除手术，当时有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青蛙卵的卵膜剥除，多年来没人能完成。青蛙卵只有小米粒大小，外面紧紧地包着三层像蛋白一样的软膜，因为卵小膜薄，手术只能在显微镜下进行。可童第周却能像高明的外科医生一样，用灵巧的双手干净利落地剥落了青蛙卵膜，一下子就震动了欧洲的生物界。
1931年夏天，教授带着这位心爱的学生到著名的科研中心法国海滨实验室，这次，要为直径不到十分之一毫米的海鞘卵子做外膜剥离，童第周再次顺利完成。童第周精湛的实验技术让云集此地的国际同行十分钦佩，也给当时在国际生物学界声誉极高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
童第周不仅用这双手做了很多高难度的实验，也写出了很多漂亮的论文，当他最后取得博士学位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胚胎学家了。童第周的老师达克教授曾劝说他，“你的国家这么困难，在这里我可以给你申请特别博士”，童第周却说：“不，我要回去，我是中国人！”在童第周看来，“要搞工作，应该回祖国去搞；有成绩，为什么要给别的国家？”就这样，童第周放弃了布鲁塞尔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毅然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童第周先后任山东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心理生理研究所研究员，还兼任美国耶鲁大学动物系、伍茨霍尔海洋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建立新中国第一个海洋科学研究机构
中国的东部和南部都濒临辽阔的海洋，有绵延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但新中国的海洋科学研究尚属空白，面对世界大国大张旗鼓地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童第周心急如焚。1949年青岛解放，当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童第周应“中华全国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筹备会”的邀请到北京参加筹委会会议。童第周利用这个机会，找到中国科学院筹建组领导竺可桢，迫切地向他提出了建设中国海洋研究机构的设想。
1950年，中国科学院决定由童第周、曾呈奎、张玺3人负责，开始筹建新中国第一个海洋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标志着中国现代海洋科学开始了全面、系统、规模化地发展。
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人才没人才，要设备没设备，筹建条件非常艰苦。1949年仍留在大陆从事海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只有20多人，而且还分散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并不能全归童第周调拨使用。但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筹备组仅仅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就成功组建了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童第周任室主任。
至1978年，童第周一直是这个海洋科学研究机构的主要领导。当时童第周关于文昌鱼和海鞘发育生物学的理论研究领先于世界。他在抓紧海洋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十分强调和坚持科研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他在开展海洋生物资源的调查以及与国民经济建设关系密切的经济水产动物的人工养殖、开拓培育经济鱼类新品种的新途径、海洋有害生物的防治等方面也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推动了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1956年，童第周等老一辈海洋科学家参与制定的“中国海洋综合调查及开发方案”作为国家重点科学技术任务之一，被列入《1956～196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1963～1972年科技十年规划》，为新中国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事业的发展制定了宏伟蓝图。
1957年，隶属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的中国第一艘海洋调查船“星号”改建成功并投入使用，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海洋组的组织领导下，在渤海海峡进行了第一次同步观测。随后，又在渤海和北黄海进行了3次规模较大的同步观测。
1958年，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海洋组的全面规划和领导下，组织几十个单位参加，配备了一支拥有50多艘调查船、数百名调查队员的海洋调查队伍，先后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海区进行了海洋综合调查。此次海洋综合调查从零开始，第一次取得了系统全面的我国基础性综合海洋资料，掌握了我国近海海洋水文、化学、地质和生物等要素的变化规律。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资料至今被海洋工作者广泛使用，奉为经典。此次海洋综合调查使中国海洋科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是中国海洋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我们的事业，需要的是手，而不是嘴”
“我们的事业，需要的是手，而不是嘴。”这是童第周的至理名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中国科学院在青岛的海洋生物研究室位于青岛市莱阳路28号，大楼里那间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兼实验室是童第周最喜欢待的地方。这种执著不仅仅是因为中科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由他一手创办，更重要的是他要在这里做实验，在实验中探寻生命的奥秘，发现科学的真理。
当时童第周的主要研究课题是关于头索动物文昌鱼的胚胎发育。美国著名胚胎学家康克林经过数十年的研究，才对其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但由于文昌鱼的卵子难以获得，并且体积很小，国际上利用实验方法对此进行研究者寥寥无几。
童第周便和他的同事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向这个课题发出挑战。文昌鱼每天傍晚产卵，从晚上六七点钟开始，童第周就和妻子叶毓芬带着一批学生开始试验，直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每天，学生们赶到实验室看到的第一个人永远是童第周，他端坐在显微镜前，似乎和这些仪器一样成为实验室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夜色深沉、一连坐了几个小时的学生们感到疲累、困顿时，他们抬头依稀可见童第周端然凝坐的瘦小身影，顿时精神振作，困意全无。
显微镜下，一双灵巧的手，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玻璃丝，在一个比小米还要小的鱼卵上，被准确、敏捷并且娴熟地操作着。童第周那专注的身影深深地定格在人们的脑海中，也成为人们对童先生最深刻的记忆。
从1958年开始，童第周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昌鱼的研究成果，成为国际最权威的文昌鱼研究专家。他绘制的文昌鱼胚胎发育预定器官图谱，多年来被世界各国的胚胎学著作广泛引用。对这些独创性的成果，很多人建议他写本书，但他拒绝了。他说：“写书牵扯到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观点，要看很多资料，太浪费时间了，不如多做试验。”童第周不愿意在文献堆里打转，60多岁了，他还计划着抓紧时间开拓更多的、更新的领域。他说：“科学家不自己动手做实验就变成科学政客了。”
童第周长期不懈地从事细胞和发育生物学研究，并开创了异种核移植的先河。上世纪60年代初，童第周开创了鱼类细胞核移植研究。此前，美英学者的有关研究，都是在同一物种中进行的；日本学者对异种蛙的核移植进行了大量尝试均未成功。面对前人研究未曾跨越的鸿沟，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不同物种之间进行异种核移植。童第周进行的是鲤鱼和鲫鱼之间的细胞核移植。他将鲤鱼的囊胚细胞核移入鲫鱼的去核卵，或者反过来将鲫鱼的囊胚细胞核移入鲤鱼的去核卵，终于培育出了第一尾属间核质杂种鱼。
童第周在核移植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发现了脊椎动物远缘物种间的细胞核和细胞质之间的可配合性，首次用鱼类证实了异种克隆的可能性。他的助手们后来广泛深入地研究了亲缘关系更远的物种间的核、质可配合性，并遵照童老的研究思路，力图把鱼类核质杂种用于生产实践。
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童第周建立的鱼卵核移植研究和显微注射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和应用。将培养30多天的成熟银鲫的肾细胞核连续核移植，获得1尾性成熟的成鱼。这是一例成功的脊椎动物体细胞克隆。这尾体细胞克隆鱼比体细胞克隆羊“多莉”问世早15年。这些研究成果至今是科学文献中的精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我国“克隆”技术之先河，童第周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克隆先驱”。
“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1979年3月6日，参加浙江科学大会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这天，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上台发表演讲，他说要用生物技术改善人类生活，他描绘的灿烂前景让每一个人心驰神往。突然，兴致勃勃的童老一下晕倒在座位上。
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人们慌忙把他扶下去。10分钟后，童老坚持着走上讲台，作完报告，这也成为他人生中最后一场报告。缓缓走下讲台的童第周疲惫不堪，最终他还是拒绝了人们让他住院治疗的挽留，迅速赶回北京。他说：“已经到了春暖花开、鱼产卵的季节，我要回去安排工作。”
谁也没有想到，回到北京的童老病情迅速恶化，被紧急送往医院，20多天后去世。
童第周为祖国科学事业的振兴，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愿效老牛，为国捐躯！”童老走了，他的离去是中国科学界的一大损失，但是他的科学精神依然激励着中国科学家在科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学术名片：
童第周（1902~1979），字慰孙，浙江鄞县人。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是实验胚胎学、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及海洋生物学等领域卓有建树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被誉为“克隆先驱”。
《中国科学报》 (2012-07-23 B2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