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学会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委员潘承彪，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林群，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对异化的奥数痛心疾首。
■本报记者 冯丽妃
1959年，第一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办，至今为止已举办52届。我国从1985年开始派选手参加IMO，除1998年因故未参加台北竞赛以外，至今共参加25届，共有154人参赛，其中120人获得金牌。
1991年，我国将IMO引入小学，开始全国小学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然而，很多专家认为，随着奥数成为普及型、大众性的活动，它的作用已逐渐被异化。
学校摘“果子” 家长猛“施肥”
从IMO引入中国开始，潘承彪就参与了这一活动，还在中国数学会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担任委员，并多次参加奥数冬令营和国家队的选拔辅导工作。
对于这位见证中国奥数发展之路的数学家来说，当前奥数俨然已经“变了味儿”。原本是培养中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发现和选拔数学精英的竞赛，却变成了以进入优质中学和大学为目的的比拼解题技巧的强化训练。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根本不应该举办的“小学奥数”已经泛滥成灾。
与高中数学竞赛相比，小学奥数竞赛问题尤甚，奥数成绩已成为学校选拔学生的参考标准。“学校看成绩‘摘果子’，家长就拼命给孩子‘施肥’。”潘承彪质问说，“如果考不好，上不了好的学校，就是天和地的差别，你能责怪家长和孩子着急吗？”
奥数竞赛的功利性并非与生俱来，美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各国都没有这种现象。中国“奥数热”究其本质，还是优质教育资源有限，是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缺少之间的矛盾。
同时，在考试和竞争机制的催化作用下，弊端就产生了。过早的慢性压力逐渐抹杀了青少年学习数学的兴趣，导致他们到了大学后劲不足。
潘承彪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有力政策措施，让小升初与奥赛不再挂钩。为此，他曾连续3次向北京市政协写提案希望禁止在小学阶段开展高难度的数学竞赛。在科学界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教育部在2001年发文，禁止公办学校以奥数成绩选拔学生，民办学校不能出现奥数试题。
然而，明令禁止之后，各学校的奥数“占坑班”却转入地下，依旧进行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
“中国奥数出了几个数学家？”
“国内外有名的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华罗庚、袁隆平，哪一位考过奥数？中国搞奥数搞出来几个数学家？”采访伊始，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马志明就抛出了这样一连串的反问。
据统计，在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获奖以后，很少有人继续从事数学研究。我国154位IMO参赛者中，将数学作为终身研究职业的仅在10位左右，其中一多半在国外发展。
而在国外，很多曾获国际奥林匹克数学奖的人后来成了数学家，陶哲轩就是其中一位。他曾先后3次代表澳大利亚参加奥林匹克竞赛，分别获得铜牌、银牌和金牌，24岁便成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31岁获得数学界的诺奖——菲尔茨奖。
“他不是为了金牌参加竞赛，而是出于对数学的热爱。”马志明说。
现在，为了小升初、为了高考加分，奥数竞赛成了学生上好学校的“敲门砖”。这种为了达到功利目的的强迫式学习，最后不仅不会让学生爱数学，反而会恨数学。达到目的以后，数学就会在他们的追求中“退场”。
“要想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老师讲课要生动一点儿，让学生理解数学、欣赏数学。现在都是让学生机械地大量做练习题，怎么能培养出兴趣？”他质疑说。
应像传销一样被打击
“现在的奥赛是变着法子想考倒人，虽然对有些学生来说，可以刺激他们的好胜心，但兴趣是培养出来的，不是刺激出来的。”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群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他指出，当前奥数已经与激发少年儿童的学习兴趣、培养其主动探索精神的初始愿景相左，变成了扼杀儿童数学兴趣、剥夺他们童年幸福的罪魁祸首。
“现在社会、家长都疯了，跟比车、比房子一样比孩子，都一窝蜂地去学习奥数，这非常不正常。”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科院院士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搞奥数就像搞传销一样，把家长和学生都‘骗’进了一个漩涡，花了大价钱，反而把学生的兴趣磨灭了。这些机构都应该被取缔，这些人都应该由公安局拘捕、罚款、判刑。”说到这里，他已经颇有些出离愤怒。
对此，教育部、学校、老师应该负很大责任。这位院士表示，正是因为教育制度存在问题，才让很多学校私下钻了“漏洞”，秘密办课后班挑选优秀学生，导致家长、学生为了“占坑”忙得焦头烂额。
“奥数的祸害不比毒品差，现在是全社会‘吸毒’。它让家长疯狂，让学生煎熬，最后把优秀的学生都搜集给个别学校。这是很肮脏的交易。”他认为，“教育部应该下决心，把利用‘占坑班’招生的名校校长撤职，把名校的教师全都解散、对调，不下狠心不行。”
此外，给学生“吃小灶”、施加压力都没有用处，重点在于培训教师。
“奥数升学”是伪科学
“利用奥数升学是违背科学基础的，人脑的回路不是只为奥数准备的。让青少年长期处于慢性压力之中，是损害儿童身心健康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很多人都批评或支持现代中国教育体制与机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而却缺乏实证性研究。“教育一定要求有实证性研究，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拿孩子做实验。因为教学就是改变学生的脑部结构，有些改变是不可逆的。”韦钰强调说。
她认为，教育要对孩子负责，家长有权利要求教育者澄清所教授的内容对孩子有什么益处。主张奥数的人应拿出科学研究基础，否则，这些人要为孩子的一辈子负责。
现在的学生已经没有10年前的学习热情和动力了，变得急功近利。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教育使他们的学习热情丧失殆尽。
“中国为什么会有‘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建国60多年了，创新还是难题？”
“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不利的。中国的儿童几乎是世界上学习负担最重、最没有童年欢笑的。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人才？”她感叹说。
《中国科学报》 (2012-07-23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