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巧玲
自去年4月实施垃圾分类以来，广州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已历经一周年。
垃圾分类早已不是新鲜事物，广州市的垃圾分类工作之所以能引起人们关注，主要因为在全国各大城市实施垃圾分类因无效而纷纷偃旗息鼓时，广州市却提出了实现“中心城区市民的参与度要不低于90%”的“宏伟”目标。
然而，一年后的广州市同样没有给人们带来“惊喜”。
从2000年开始至今，垃圾分类在中国已实施十多年时间，至今却依然是一道中国人的不解难题。原因何在？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
分类不是关键问题？
近段时间以来，北京市许多小区内的垃圾桶都焕然一新，崭新的垃圾桶上印着“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以及“其它垃圾”的分类标签。一些小区甚至免费给居民发放贴有“厨余垃圾”、“其它垃圾”标签的垃圾桶。
然而，无论是民间环保组织开展的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还是政府主导的垃圾分类工作，都将垃圾分类的矛头指向了垃圾分类的源头。公民垃圾分类意识差仿佛成了垃圾分类工作无法推进的主要原因。
“我最近刚去美国考察，他们垃圾分类做得不是很好，但是垃圾处理得却很好。”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付申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张付申质疑说，在流动人口众多的中国，不可能实施过于精细的垃圾分类工作，解决垃圾围城问题应另辟蹊径。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曹凤中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同样认为，解决垃圾围城问题，垃圾分类是重要问题之一，但绝不是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在于选择什么处理方法，其中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系统对垃圾分类工作至关重要。”曹凤中说。
建立系统靠政府
“解决垃圾问题，政府是关键。从源头分类的组织、动员，到分类运输和垃圾资源化处理，每个环节都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去实施好这个系统工程。否则就会半途而废。”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表示，近年来，在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处理方面，政府部门已达成普遍共识，都认为垃圾资源化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到真正执行时，工作就很难开展下去。”赵章元说，他观察多年，一般说来，凡是打算一烧了之的地方，大多无心去搞分类。
深圳市垃圾资源化科技创新工作室负责人王政认为，将垃圾分类工作仅定位于无责无为的“公益事业”，导致了我国垃圾分类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至今还处于“空白”状况。
此外，王政认同实行全民源头分类的方法。在他看来，没有从源头着手，而采取“中间分类，终端脱节”的做法，致使垃圾分类上、下游产业链严重脱节，上游分好的垃圾下游还是混装处理，极大伤害了公众参与分类的积极性。
“政府至今还没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系统。”曹凤中则介绍，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垃圾分类很难使垃圾分类工作产生实效。
对于这种情况，王政建议，政府应建立垃圾分类制度，完善再生资源回收系统，推进再生资源规模化应用。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将现行不合理的“定额收费制”变为“从量收费制”，推出“按量计费”的政策，运用经济手段来调动参与各方的积极性。
新技术是解决之道
曹凤中曾对国内许多城市的垃圾处理工作开展过调研工作。他给记者举了一个实例：深圳的一个公司利用生活垃圾自动分类机，首先将生活垃圾自动、快速、有效地分离出塑料、厨余物、固体物等可利用再生资源，然后对塑料进行回收造粒再利用，利用厨余物进行蚯蚓养殖，并对固体物进行分类回收，利用建筑垃圾、污泥、工业废渣等生产环保抗震砖，以达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目的。
“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新技术是垃圾处理的解决之道。”曹凤中说。
张付申也认为，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关键应研发出在垃圾只需进行简单分类的情况下，就可以资源化处理的新技术和工艺。
而王政认为，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将重点放在“源头减量”上，不仅要解决怎样分类，还要考虑怎样“统一集中收集”的问题，以及对收集后如何再进行“大类粗分”、“同类细分”，最终达到综合利用、物尽其用的效果。
“这是一根链条，需要仔细地研究和整套设计，从居民源头一直到处理终端要环环相扣，设计出一条‘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无缝连接的技术路线和流程规范’。”王政说。
《中国科学报》 (2012-05-02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