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在报上看到一位大学校长谈学风建设，非常认真地去拜读，读过之后，却相当失望。整篇文章除了罗列从网上查到的有关“学风”的概念以外，主要是在介绍自己学校所组织的活动，但我们想知道的是，校长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具体的长效机制建设何在？
教育部对学风建设的提倡，至少可以从2004年的杭州会议算起，笔者也有幸躬逢其盛。然而，差不多十年过去了，现在的高校学风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也提醒我们，如果不触及真正的问题，没有长远的眼光，没有对大学本质的深刻认知，更进一步说，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和机制创新，学风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
从现有大学体制看，学风建设首先取决于政风建设。因为在大学中，行政部门处于强势地位，而且还有愈来愈强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的改变，就显得非常重要。政风建设，不仅是一个服务意识增加的问题，关键是要将整个行政体制与大学根本上的育人以及学术追求任务相协调。
现在的问题是，大学行政部门仿佛也在调整和改变，但大部分的“动作”都是在外围徘徊。“动作”的设计者很少考虑“动作”背后所含的理念和文化背景，以及“动作”在执行过程中是否适合本校的实际情况。结果，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不仅是国外大学行之有效的举措在中国大学里变了味儿，而且大学之间的相互模仿、竞逐，也往往弄巧成拙，行之不远。
“大部制”改革就是一例。这个在国外高校并非普遍采用的体制，因为个别高校的引入和实施而在国内时兴一时。其实，“大部制”本意是促进学科整合和交叉的，在国外行政化不强的大学环境中，它的正面价值比较容易凸显，但在中国的大学，情况就完全两样。以行政方式构建的“学部”成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下属的学院仍旧各自为政。这种典型的叠床架屋，不仅没有促进学科整合和交叉，反而违背了大学改革最需要遵循的行政机构精简的初衷。
大学中的行政机构过于臃肿，不止会增加行政成本和开支，过多行政人员对学术行为的干涉和参与，其实也让学术行为所固有的学术性被冲淡。像当下各大学的奖项申报、课题申请以及各类称号的取得，都成了“众人抬轿”。而且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规律，即级别越低的高校，抬轿的人越多，有的高校为一个全国性的奖项、一个国家级重点一类的课题或全国性的称号，会倾全校之力，志在必得，得之却非人人光荣。这种让单纯的学术演化为一种变相的广告包装，学校里怎么可能培养或者形成一种朴实单纯、积极向上的学风？
政风建设的根本是体制和机制建设，而体制和机制建设的原则是限制权力。而要限制行政权力首先需要明确行政权力的边界。以笔者在“985工程”的大学和“211工程”的大学学习和工作的经验看，前者在行政管理上较之后者要宽松一些，学者的自主空间、学者的权利也要略大一些。当然，与之相应的是，前者总体的学术水平也明显高于后者。这也说明，将行政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于大学的学术发展是有利的。那么，这个范围的边界在哪里呢？以笔者之见，就在于行政权力不能干涉学术权力。具体地说，就是行政权力只有在学者需要时，才应该起作用，而不是随意地干涉，或者越俎代庖，居高临下，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学术实际贬为附庸或者工具。
现如今，在大学里工作三十年的教师与校长零距离接触的可能性也许一次都没有，二级学院院长可以劈头盖脸地谩骂博士毕业的青年教师的情况屡见不鲜，不仅是为政者的个人素质问题，而且还牵涉到一个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没有相应的机制保障，并且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考核，这类情况还可能经常发生。
其实，大学是最适合实行协商民主的地方。如果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认知的大学乃一个权力之外的“公共空间”在当下中国大学践行起来还有些超前的话，那么，领导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坐下来，举行若干次圆桌会议，讨论自己学校的发展方向，憧憬一下未来的愿景，总还是可以做到的。连这一点起码的东西都做不到，那么谈学风建设如何屡有起色，如何硕果累累，如何影响深远，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科学报》 (2012-04-18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