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3月28日报道，从今年起，复旦大学将在全校各院系推开一项新的高级职务评聘办法——代表作评审制度。其核心内容是，淡化以往职务评聘的“硬杠杠”，只要教师拿得出够分量的研究成果，并通过专家严格评审，哪怕仅仅是一篇，哪怕没在“权威”与“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过论文，也能获得参加高级职务竞聘资格。试点两年来，已有十多位青年教师通过这一制度破格获得高级职称。
按理说，真正的学术，是一项非常需要精工细作的慢活。特别严谨的学者和研究者，一方面需要通过一定长度的时间，甚至长期的工作，才能得出较为可靠和准确研究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有些研究成果限于客观因素，无法暂时发表，需要延后一段时间，数年、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公开。如果学术研究急于速成和立即发表，那么这样的学术，势必会滋生浮躁之风，进而吞噬学术安身立命之本的严谨。正所谓，学术科研要坐得住冷板凳，“十年磨一剑”，实际上就是指学术科研万万急不得。只有能耐得住寂寞，才能在深思熟虑之中，千锤百炼，做出能经得住推敲和传世的学术科研。
复旦大学人事处处长周亚明认为，代表作制度不是创新，实际上是回归，通过这个方式，能够更加合理地评估教师的学术水平。他认为，用数字来评价科研业绩，不是很科学，应当回归到对教师的正常评估。国际上也是这样的。在美国，评教授的标准往往是1本专著加上3～4篇论文。周亚明说：“评价就是一种引导，我们通过实行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在原有僵化、刚性规定中加入柔性元素，倡导一种心无旁骛、潜心学术的风气，用制度告诉教师和研究者，以牺牲成果数量换取成果的含金量是完全值得的。”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建设处处长蒋宏表示，代表作制度鼓励教师做真学问，这是改革的大方向。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应该说，复旦大学此举，有诸多显著意义。
其一，有助于挤破学术泡沫，扭转学术粗制滥造之风。毋庸置疑，学术成果重在质量，不在数量。虽然有学术大师十分多产高产，确实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但这样的人，毕竟实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则根本无法企及。因此，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只能花费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做出一篇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是，以数量为标准的制度，将学术导向了数量，而非质量。这种糟糕的学术评价标准，使得我国成为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大国，但却不是强国，甚至可以不客气地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看似繁荣的背后，是弱国。
其二，有助于打破核心期刊的神话和迷信，让学术回归正途。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各种核心期刊（EI、SCI、SSCI、CSSCI等）的痴迷和盲目崇拜，简直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功利化的痴迷和盲目崇拜——唯核心期刊化，导致核心期刊的金钱化、权力化和产业化。为了成为核心期刊，学术期刊主动或被动公关核心期刊制定方。为了在核心期刊发文章，学术水平一般的作者，不得不或主动公关核心期刊。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公开的秘密。一般而言，只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无论这篇论文的学术质量如何，都被算作作者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此结出的恶果，便是影响恶劣的学术数量化、功利化和产业化。
其三，有助于破除职称晋升的论资排辈，促进学术优异。在学术上，评判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晋升，不应该是看其学术成果的数量，也不应该是看其科研项目课题的数量和级别，而应该是看其最能代表其最高学术水平的代表作的质量。然而，毋庸讳言，如今我们却非常注重学术成果的数量，以及科研项目课题的数量和级别，而不怎么看其质量。这就导致了在职称晋升的过程中，由于资历和从业时间的弱势，使得年轻有为和大有发展潜质的中青年学者，在学术成果、科研项目课题的数量和级别上，难以战胜论资排辈的重压——阻碍了他们的晋升。相反，若以学术代表作来评审职称，则不看学术成果、科研项目课题的数量和级别，有利于中青年学者的晋升，同时促进学术优异——拼质量和水平，而非数量和级别。
学术代表作制度，是国际上评价一个学者和研究者学术水平如何的一个惯常做法和通用制度。在这方面，复旦大学在国内大学中其实并不是孤单的。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全校范围内推行论文代表制，真正有分量的论文拿一篇就可以评上教授，从2012年起正式施行。2010年，杭州师范大学推行学术代表作评价制度和知名同行评议制度。这说明，我国有些大学已经认识到学术代表作制度的重要价值，并在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以让学术回归学术本身和学术优异。复旦大学这次再一次提醒我们，学术代表作制度有许多重大意义和推广价值，值得其它高校认真学习、借鉴。
（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育系讲师，教育研究者、独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