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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中国管理学者登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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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重庆院士：是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的时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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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管理科学应发挥更重要作用。比起过去和现在，管理在未来的社会中将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中国管理学科学的发展应该中西融合，必须从“照着讲”向结合中国国情的“接着讲”转变。对接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管理学理论和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建立起中国现代管理学。
●中国管理科学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中国管理学界需要一个机制，形成自己的管理学理论，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
■本报记者 张双虎
现状：管理学者不能低调
“中国当前不论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所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不久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的“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青年基金获得者交流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郭重庆如是说。
与此同时，郭重庆以《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了》（《管理学报》2011年第12期）为题撰文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和所面临的挑战，需要中国管理学家去发现规律、解释现象并指导实践。透过经济与社会现象，找出管理变量，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固然需要丰富的资源与先进的技术，但更重要的还是组织经济的能力，即管理能力。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管理是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二者缺一不可。因此管理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关键的因素之一。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结构性矛盾与制度缺陷暴露出来。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一些学者和民众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模式的批评与反思。
在西方学术界和舆论场中，“中国模式”渐成显学。然而我国管理学家们则低调得多。
言及中国管理学者的低调，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席酉民说：“在中国出名的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家，而很少有管理学家。甚至一些有一定影响的管理学家在很多场所经常被介绍为著名经济学家。”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管理学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其作用会越来越重要。这话不是我说的，很多管理学者都这样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三处处长杨列勋对《中国科学报》说。
郭重庆认为，目前是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的时候了。
困惑：管理学的十字路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成立之初，我国管理学科和其他学科相比，与国际学科前沿的差距更大一些。”杨列勋说，“这些年中国管理科学和国际前沿的差距不断缩小，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但中国管理学界当前仍处在十字路口，面临何去何从的困惑。”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高校设立或恢复管理学系开始，20多年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和管理学教育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的阶段，软硬件的基本骨架已经搭起。
“中国管理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期。现在面临着后20年如何走的问题。”郭重庆说，“这里包括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思路等。”
“国际管理学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济大学副教授赵海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美国是‘带头大哥’，连欧洲管理学界也唯美国马首是瞻。管理学顶级期刊绝大多数在美国，美国管理学界定规则、树标准，制定管理学评价体系。但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管理学者要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
郭重庆认为，摆在中国管理学界面前的任务是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信念结构”，找出“有利于人的制度安排”，促进“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诞生。
“我们关注国际管理学理论研究没问题，但要知道，国际先进的管理理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管理学理论也是从管理实践中来的。不能忽视管理实践这个源头。”杨列勋说，“对管理学评价是论文导向还是实践导向，目前管理学界还有些不同看法。从基金委来说，我们更注重基础研究，但管理科学属于交叉学科，而且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基金委目前是两个方面齐头并进。”
变局：“接着讲”该如何讲
郭重庆说，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必须从“照着讲”向结合中国情景的“接着讲”转变。
“‘接着讲’的路径是：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郭重庆说。
今后20年中国管理学的战略目标是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它的特征是融合世界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的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郭重庆思考的是今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管理科学的资助着力点，要向学科前沿和国家发展需求两个方向努力。
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副主任、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高自友认为，中国管理学者应从实践中凝练管理科学问题，通过对管理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完成理论升华，形成对人类管理知识的贡献，为中国管理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支撑。
郭重庆认为，中国管理学界应重点关注中国管理实践领域几个方面研究。一是竞争性领域（不包括国家安全领域）的国家创新体系可否拓展为全球创新体系的研究。二是符合中国情景的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三是中国企业的重新定义研究。四是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是否已接近尾声，后工业化社会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研究以及如何迎接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五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是否已趋缓，如何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研究。六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架构及路径研究。七是网络环境下的管理再定义的研究。
“希望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在未来5至10年内有一个大变局。”郭重庆说，“能够形成若干具有中国情景的特色研究领域，对国家重大政策制定和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提供支持服务，在推动人类管理知识发展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并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和科学帅才。”
《中国科学报》 (2012-03-16 B1 基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