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琦
“海洋科技主导着新一轮世界海洋竞争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开发利用海洋上的深度和广度。”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表示，海洋科技将从“十一五”时期支撑海洋经济和海洋事业发展为主，转向引领和支撑海洋经济和海洋事业科学发展，积极助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十二五”期间，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要由“十一五”时期的54.5%上升到60%。
海洋科技“百花齐放”
如果从1956年制定第一个海洋科学远景规划算起，中国的海洋科技事业已走过了56年不平凡历程。
从近海到远洋，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刘赐贵认为，我国海洋科技成果“百花齐放、各有千秋”。
在环境调查方面，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全面实施，系统获取了大量近海海洋环境本底数据，基本摸清了近海海洋环境家底，综合评价了我国海洋基本状况，构建了“数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中华海洋本草》、《区域海洋学》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标志性成果相继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海洋调查的范围已从海岸带、近海拓展到三大洋和南、北极海域，海洋调查工作正向世界先进行列迈进。
2011年我国大洋科考工作取得四大亮点：顺利签订了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在国际海底区域获得了第二块资源勘探合同区；圆满完成了蛟龙号载人潜水器5000米级海试，标志着我国深海载人技术已跨入国际第一梯队；大洋航次调查工作在“量”和“质”上都有了新突破；实现了我国在国际海底地名命名上零的突破。
在极地考察方面，2009年，在海拔4000多米的冰穹A地区，我国首个南极内陆考察站“中国南极昆仑站”建成；在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中，首次成功抵达北极点。
“大洋勘察与极地科学考察亮点频现，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刘赐贵说。
在海洋监测方面，海上溢油、核辐射、绿潮、赤潮等事故或灾害的监测预警评估技术不断提高，关键仪器设备逐步实现国产化，构建了区域性海洋监测示范系统。
此外，刘赐贵还提到，在各大科技计划特别是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的支持下，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速度不断加快，“海洋科技与沿海海洋经济结合日趋紧密，海水利用、海洋装备，以及海洋医药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期待“十二五”再跨越
当前，沿海国家间的海洋权益争端正越来越激烈，海洋资源开发的巨大收益越来越明显地改变着国家间的竞争格局，海洋开发所引发的环境风险正成为关注热点。
从国内来看，也有一些新问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刘赐贵将其概括为四个“不断加大”：传统的行业用海和立体化的空间用海对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的双重压力正不断加大；临海工业和海洋工程的快速发展对海洋环境的双重威胁正不断加大；沿海地区大规模海洋开发与海洋自然灾害强度增加的双重效应带来的影响和损失风险正不断加大；拓展深远海的战略需求受到技术装备落后和环境服务保障能力不足双重制约的矛盾正不断加大。
“我们必须大力实施科技兴海，依靠海洋科技进步和创新破解这些难题和制约因素，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探索绿色发展道路，提升海洋资源开发保护、防灾减灾和综合管控能力，更好地支撑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建设海洋生态文明。”
“海洋科技涉及的领域很广，不论是海洋权益维护、海洋综合管理，还是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保护，都需要海洋科技的强力支撑，但发展重点是什么，怎么布局、怎么实施，这些都是海洋科技工作中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刘赐贵说。
刘赐贵认为，今后一个时期海洋科技发展需要围绕国家环境和生态、食物、能源、淡水、矿产、安全和权益的战略要求，立足“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科技用海、依法用海”的要求，力争到2020年，基本形成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海洋科技发展体系，我国海洋科技总体实力达到世界中等以上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科学报》 (2012-03-15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