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眼中的这位“天之骄子”究竟不原谅什么？他理想中的大学又是什么样的呢？
■本报记者 陈彬
一年前，当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大三学生钟道然把自己的书稿寄给著名学者、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并请他作序时，对于易中天教授能否满足要求，他的心里也没底。但几个月后，一篇由易中天亲手作的序言寄到了他的手里。序中，易中天对这部书大加赞赏。
不久后，一本名为《我不原谅》的书出版了，随即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书中，作者钟道然对国内教育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批判与反思，认为大学只不过是负责精磨零件的工厂。
然而，当记者真正走近这位“90后”时，却发现现实中的他远没有书中那样锋芒毕露。只是当谈到自己经历的教育、自己身边的大学时，他的言语中依然有着太多不满与疑惑。
关于自己：“我就是那个被打的人”
很多人在读《我不原谅》时，都对钟道然作为人大高才生、现行教育体制的“受益者”，为何如此痛恨目前的教育颇感不解，觉得他不可理喻。而在书的最后，钟道然写到：这些人才真正是“不可理喻”。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觉得那些人才是“不可理喻”呢？
钟道然：这就好比把所有学生都扔进牢房，不过别人的牢房是铁栏杆、水泥地，而我的是镀金栏杆、铺着瓷砖，我就应该觉得感激吗？不管关进哪个牢房，我们都是中国教育的受害者。
《中国科学报》：这部书中，你说有一天你逃课到操场发呆，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没有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感觉教育欺骗了你，于是便有了写书的念头。但起因应该不是这么简单吧？
钟道然：当然，那天下午所想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在大一的时候，我就逐渐有这种想法了。
我至今还记得当初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兴奋的劲头。那时对大学有着太多的希望。但当我进了大学之后才发现，大学远不是之前我所认为的年轻人的圣地、一个真正能实现理想的地方。这里只是一个把学生打磨成标准螺丝钉，再嵌到社会里的工厂。
从入学一开始，老师就会告诉你，大学就是要考好的分数，而且大学的出路也只有工作、考研和出国这三条路。按照这三条路，他们会为你规划每一年需要干什么，似乎大学所有的一切都是别人设计好的，从这条路看过去，你的人生好像都是被人设计好的。
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的神圣面纱在我面前逐渐褪去，我的期望值也从最高处慢慢下滑，直到滑至最低点，我觉得应该做点事情了。
《中国科学报》：可是有人认为你写得太情绪化，太激进了，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钟道然：这就好比有一个人在挨打，他被打得很重，叫得特别惨烈。旁边的一群人却在说，叫这么大声干嘛？有这么疼吗？
《中国科学报》：你就是那个被打的人？
钟道然：没错，旁观者没有被打，但已经麻木了，不觉得有多疼。但我知道。我只是想如实反映我的想法。很多人之所以这样认为，部分原因是我的写作手法问题，但更多的是观念问题。观点的转变需要时间，也许这些人很久以后才会明白我的意思。
关于大学：“我们不知道是来干什么的”
在采访过程中，钟道然送给记者一盘美国著名歌手大卫·鲍伊的光盘。鲍伊是一位曲风永远在变化，但始终走在时尚前沿的歌手，有着“歌坛变色龙”之称。记者说在国内教育环境下很难出现这样的歌手，钟道然表示同意。
《中国科学报》：你好像很推崇西方的教育，你觉得中西方教育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钟道然：一言以蔽之，外国教育是用对待人的方式对待学生；中国则是用对待机器的方式对待学生。
比如让孩子吃饭，国内很多大人都是满世界追着孩子让他多吃两口。但国外从没有这种情况。这就涉及到你是不是相信他是一个人，是不是相信孩子有决定自己吃多少的权利的问题。
这可以延伸到很多方面，比如学生的权利。中国老师的普遍想法是，听从他们的每一条命令的学生才是最好的。但如果反过来，老师可以容忍听从学生的每一条命令吗？这就是一个平等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大学里也是如此？
钟道然：有的学校好些。但在很多大学，老师依然在用传统方式管教学生。即使像我所在的大学，在一些老师上课时的话语里，也能听出他们仍然认为老师就要比学生高一层。
比如有一次上贸易课的时候，老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现在是买卖双方，那么我们就是平等关系，而不是师生关系……”
《中国科学报》：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钟道然：我觉得大脑像是被劈了一下。但更令我震惊的是，我周围的同学对此根本没有反应，他们都觉得这很正常，老师说得很对。
《中国科学报》：我知道你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接触了很多国外高校的老师。他们觉得中国大学最令人吃惊的地方在哪里？
钟道然：他们最难以理解的是学生的状态。在美国大学，学生都在如饥似渴地吸收养分，但在中国大学，他们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学生要在课堂上睡觉。他们觉得中国学生不知道自己来大学是干什么的。
关于未来：“我想感知大学到底什么样”
由于写书，钟道然退掉了专业课的学习。直到现在他也几乎没有再上过专业课。但这并不代表他就不去学校了，当记者问他现在去学校还做什么时，钟道然很潇洒地说：“踢球啊！”
《中国科学报》：既然不喜欢经济学，为什么当初还要第一志愿报这个专业？
钟道然：第一是因为排名高；第二是因为名字好听。其实我到经济学院后，发现大部分学生都有我这样的想法。大家聊天的时候讨论喜不喜欢这个专业，十个人里可能只有一两个喜欢的。
我们在入学之前没有对专业体验的机会，在大学之后也鲜有转专业的机会。这也是国内大学的制度缺陷之一。
《中国科学报》：关于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钟道然：我已经打算转学出国了。我想追求一些纯粹人文精神的内容，但我现在没有找到。国内大学总给我一种“大专”的感觉，哪怕是商科、法律等名牌专业，也只教给学生硬性的技术，这与教一个人修鞋似乎没什么区别，而这还是国内最火的专业，人们都削尖脑袋往里挤。而诸如哲学等与人文科学相关的专业却似乎无人问津。这么说可能有些偏激，我知道这中间有很多因素限制。但就大学本身来说，这就是我的真实感觉。
《中国科学报》：既然如此，你以后想学什么专业？
钟道然：我申请了国外一所学校的艺术史专业，但我不想固定在某一个专业上，而是想先体验一下真正的自由教育、通识教育。我想去感知一下大学到底什么样子。
《中国科学报》：在这本书里，你给国内教育开了一个“方子”——去一流化和兴办民办大学，你是怎么想的？
钟道然：我觉得中国教育就像一个操场，上面有人在拿着指挥棒指挥人们排兵布阵，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根指挥棒——高考上。人们在大谈这根棒子该是红的还是绿的，该用红木做还是榆木做。其实棒子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拿着它，这个人就是大学。他们选材和培养人的理念才有决定意义，高考只不过碰巧是这个棒子而已。如果大学不改变的话，就算名义上取消高考，明天肯定会有其他形式代替。
我只是一名学生，这些看法也是借鉴了其他人的观点，但我觉得他们说得对。然而在现行体制下，一个学生的粗浅想法有没有办法实行，我就不知道了。
以教育的名义极端
在采访中，钟道然出书时的一段经历让记者感触颇深。
据他回忆，写这本书他用了9个月的时间，而联系出版这本书同样花费了9个月时间。先后有十几家出版社拒绝出版。他们的理由很一致：书写得很好，但是批判性太强，不适于出版。
仔细读来，这本书中的确不乏激烈批判国内教育的语句，其中一些内容甚至可以用“偏激”来形容，但这些思想却基于一位普通学生的真实感受，其正面意义不言而喻。钟道然的这一遭遇也与他的书一样具有启发性。
不可否认，国内目前的高等教育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却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于是在“慢慢来”的思维惯性下，一些问题似乎也变得不那么显眼。此时，一个学生用近乎极端的方式给国内大学及相关管理者一点刺激，让大家意识到原来问题并没有解决，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给这样的“偏激”一点空间。
记得某位环保主义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自己的行为是“以环保的名义极端”。或许我们可以套用这句话：我们同样需要一些“以教育的名义极端”的行为。
《中国科学报》 (2012-02-29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