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申白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耕文明的社会。农耕文明是“向土里讨生活的”。“向土里讨生活”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说，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在这两个基础之上产生思想或理论。思想或理论又反过来渗透到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中，同各种不断发生的新的生活内容融合起来，表现为制度的以及日常的生活意识、观念和意见。
与渔猎、游牧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比较，通过在土地上人工种植作物而获得生存资源是人类在自然界中争得自身生存和繁衍的最为稳定的方式。
各个古代文明都对发展这种获得稳定食物来源的生产、生活方式作出了贡献，中华民族由于将这种方式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不间断地保持下来，对它的贡献就格外的大。
农业生产最具规律性。不断重复的农事活动，使对天象、天文、季节变化、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观察，对耕作与作物培育技术的发明与改进，产生了需要。土地的开垦、耕作，作物的播种、培育、收获，对节气和农时的掌握，以及伴随着在这些方面的水利和灌溉设施的建设，使得天文、气象等科学知识的积累和水利、冶炼、铁器制作、农艺学等技术的改进得以实现，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与农业相关的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
农耕的生产和生活是定居的、不迁徙或很少迁徙的活动，这是它显著地不同于早期的渔猎和游牧生产方式的特点。耕作首先要处理土地，使之成为可灌溉的、可以持久利用的土地。这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工作业，而且需要人力资源的高度组织。灌溉水源的控制和管理、耕作的实施、收获物的流通，都需要在具有一定规模的、稳定的社会中完成。同时，谷物的稳定收获量提供了支持人口聚居与繁衍的食物资源。
正是由于农耕具有不同于渔猎和游牧的上述特点，在早期农耕文明中最早发育出比较发达的社会组织。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基于血缘、地缘纽带的交往组织形式，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到了夏、商、周时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善的国家组织。血缘社会在先秦时期逐步分化为家族聚居的村社社会。聚居的社会生活使村社社会和建立在这种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具有稳定的结构，使文化的传承成为可能。中华民族因此成为文化传统保存得最为完好的民族之一。
农耕文明也使中华文化传统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习俗都是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从纪年的方法、节气的命名、节庆的安排，到服饰和艺术、乡音和方言，土地和农耕的气息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农耕文明也存在值得省思之处，这就是农耕这种生产活动方式内含的、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掠夺态度。
在人的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农耕文明具有两种很不相同的品质。一方面，农耕活动需要顺应自然，收获的丰欠依赖于自然，“靠天吃饭”。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改变自然的强大的人工活动。
为了获得土地，人们遇丘平坡，遇水添土，遇林伐树，遇泽排水，遇甸开荒，遇滩围堰，把能够利用的土地都改造为耕地，把山山水水重作安排。当铲除自然植被的土地只占较小部分时，还不致于影响自然界的自我修复，当广大区域的自然植被都被铲除而代以季节性的种植与耕作时，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连同使这种修复成为可能的气候条件就被改变了。
农业耕种给人类提供了充分的食粮，也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一代代下来，森林消失，湿地匿迹，水土流失，山石裸露，河流改道，土地沙化、盐碱化，天然植被毁灭殆尽，野生动物销声匿迹。数千年来，华夏农耕文明的发展使黄河全流域植被遭到严重破坏，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植被满目疮痍。
中国的哲学思想在发端上就包含着对待自然的两种不同态度。一方面，宇宙、自然被看做与人是一个整体，是人的生命之母；另一方面，自然和它的力量被看做是处于人类之外的异己力量。中国的先哲提出著名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之所以要“合一”，就是因为它们是“二”而不是“一”。先哲们意识到，人需要同自然生态环境友好共处。这样的思想也引导人们认识到，农耕生活方式当遵循适度的规范。在聚居的人群还不至于给土地带来过大压力的时期，这些规范常常被很好地实行着。然而，一旦人口增加的压力使基本民生成为紧迫问题，人们首先就将开发自然土地当做解决压力的最简单直接的手段。
农业耕作对气候，尤其是对自然降水产生了特定的需要。超出农作物生长需要、淹没作物的自然降雨被叫做水患，降水不足被叫做干旱。尽管不同农业区的作物都是适合本地气候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垦殖，气候变得不适合农业的耕作。由于农作物在雨水缺少的季节需要灌溉，在雨水过旺的季节需要防止被淹，人工水利就成为重要工程。在高地农业区蓄水灌溉，在低地排除季节性的积水，分别是主要的问题。在广阔的平原地区，这两者都是季节性的问题。
中国的治水，自大禹时代就成为重大的人工工程。由于这种人工工程巨大复杂，人的活动与自然气候和天气的对立关系充分表现出来。任何一项重大水利工程都是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抗衡、掌握和驾驭。
水利工程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十分复杂，同时还存在着观念与思想的问题。技术是水利工程的核心。人运用技术建造水利工程，很容易仅仅从技术的观点看待工程。在技术的视角下，水利工程被看做人征服自然的象征。河流不再是一种仿佛具有自然生命的存在物，而仅仅被看做是农业耕作的水源供给者，正如它在后来被看做工业的水源供给者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人的母亲、人的生命来源的古朴观念隐退了，对自然的敬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更大程度地支配自然界的期望。人战胜自然成了哲学的主题或核心思想。土地被看做粮食的供应者，土地的品级也基于它物产的丰富与稳定程度来确定；河流被看做灌溉水源的供给者，它的品级也基于它提供的水源的丰盈与适用程度来确定。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聚居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无论是在思想的、制度的，还是观念的层面。
先以“荒”为例。“荒”是人们对未被人工活动改变的环境的一种观念。在本义上，“荒”指的是人们对曾经被人工铲除了自然植被，又未能进行人工耕作或疏于耕作，因而自然生长的植物稀疏凋零的自然环境。虽开垦而未能耕作的土地被称为“撂荒地”，疏于人工抚育的环境被描述为“荒芜”、“荒废”。一个被称为“荒”的环境是一个人力未及的环境。人们把对“荒山”、“荒原”的开垦称为“开荒”，把在“荒滩”上开辟田地称为“造田”。总体上，“荒”的环境是一个仍然有待于人去征服和改造的环境。
再以“野”为例。“野”指的是未经人工培育的动植物。人们常常把未经人工改造的草称为“野草”，未经人工种植和培育的树称为“野树”，未经人工驯养的动物称为“野物”。聚居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塑造了这样的日常观念，野生动物不是被看做朋友，而是被看做敌人或猎物。从这里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原农业地区，野生动物会绝迹或几乎绝迹。
由此可以看出，“荒”和“野”是在农耕文化中产生的、被用来贬义地描述人力不及或未经人力培育的自然环境和动植物的。由于人工改造、养育总是被看做好的、有价值的，所以，“荒”被看做没有价值的和有待于改造的，并且通过这种改造才能获得价值。诚然，“荒”有与植物茂盛的状态对照的意味。令人愉悦的草木兴旺的自然环境较少被人们用“荒”字来描绘。但是，当土地承载的人口压力加大，获得土地的欲望变得强烈的时候，甚至草木兴旺的未开垦的土地也会被看做是“荒”的。所以，尽管衣食无忧的文人雅士常常去欣赏那未经垦殖的山川的自然之美，而农夫们体味的却是开垦土地和农耕劳作的艰辛。
中华民族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它值得我们自豪，但也存在着需要省思的方面，这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人工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2-02-27 B3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