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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来自浙江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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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前沿成果惠及普通民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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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应向伟 通讯员 李原昭
中国科协“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浙江省有32人入选。日前，《中国科学报》记者对其中3位进行了采访。这3位获奖者都在各自领域中创造了顶尖的成果，同时，他们的工作又和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罗海忠：将舟山海水养殖带入工业化时代
在近20年的时间里，舟山水产研究所所长罗海忠埋头工作，为的就是颠覆传统的海水养殖模式。
“传统的海水养殖模式是靠天吃饭，无法对环境进行控制，需要大量的土地和水。”罗海忠介绍说，一般的渔民家庭，需要20～30亩的土地来进行养殖，才能养活全家，而且往往将虾蟹贝进行混养，品种多但是产量不高，每亩只有几百斤的产量，加上需要隔三差五换掉全部的水，对环境造成了很大污染，对水资源也是极大的浪费。
针对这些弊端，经过十几年的持续研究，罗海忠先后对三疣梭子蟹、南美对虾、大黄鱼、厚壳贻贝的人工养殖进行了探索，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无公害健康精养新模式”，将舟山的海水养殖业带入了“工业化时代”。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舟山海水养殖的“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半工厂化”。以人工养殖的大黄鱼为例，他们建造了可以控制温度和光照的大棚，购买了增氧设备，为了增加大黄鱼的运动量，他们还在池子里放置了仿生态的水流设备，让大黄鱼即使不动，也能在水流的不断冲击下“被锻炼”。
在这样的“半工厂化”生产模式中，工厂利用人工配制的饲料进行饲养，以植物蛋白节省了以往饲养所用的小鱼小虾等动物蛋白，还可以大幅提高产量。
“以南美白对虾来说，普通养殖户一年的亩产量是1到2吨，我们的半工业化养殖年亩产可达到4到5吨。”罗海忠告诉记者，这种生产模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节水，每次只需要换掉10%～15%的水就可以了。同时在养殖场内配备污水池，换出来的水经过处理之后还可以循环利用，节能环保。
叶建荣：用“神奇”滤膜还水的纯净本色
一罐啤酒瞬间“变”成纯净水，你相信吗？在慈溪，有一个人就可以做到，他就是沁园集团董事长叶建荣。
“你可以尝一尝，看看还是不是啤酒的味道。”叶建荣将一罐啤酒从筒装置的顶部倒入，从底部缓缓流下来的液体已经没有了颜色，记者好奇地品尝了一口，确实已经没有了味道。
“其实墨水、农药、污水等经过处理后也能在紧急情况下饮用，这都要归功于滤膜。”叶建荣说。
对于沁园这样一家生产水处理设备的企业来说，膜就是最核心和关键的技术。
“微滤膜的孔径在0.1微米以上，超滤膜有0.01微米，细菌、病毒、有机物都可以除掉，只保留水和矿物质离子。”叶建荣向记者科普道。
据他介绍，以前我国的高性能滤膜都要从日本和德国进口。进口膜亲水性、使用寿命和抗污染性较好，1平方米膜每小时可以过滤600升的水。“不过，现在我们的产品每小时过滤水量已经可以达到1000升，而且价格比进口同类产品低，每平方米能够节约1/3的成本。”讲到这个，叶建荣底气很足。
虽然对自己的成果充满自信，但叶建荣仍不轻松：“在这个行业中，你只要放松两年就会被淘汰。”他们一直密切关注韩国、日本等高水准滤膜生产国家的动态，比如他们了解到今年韩国滤膜的亲水性又提高了20%。“现在我们咬住了他们的发展速度，一刻也不敢放松。”
正是基于这样的警觉，在今年市场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沁园集团还是毅然投入了3500万元的科研经费，完成21项科技研发项目。
滤膜这一核心技术的发展也带动了沁园向其他领域扩张。他们的设备既进入了百事、娃哈哈等食品企业，也进入了工业污水处理领域。他们还在杭州下沙设立了专门的膜科技研究所，联合同济、浙大、东华等大学的教授，牵头承担“膜法水深度处理集成技术”的研究，该项目今年被列入国家“十二五”“863”计划重大项目。
郑树森：减轻肝移植患者术后痛苦
作为器官移植方面的专家，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郑树森院士，正致力于倡导针对个体化差异减少免疫抑制剂的用量，希望减轻肝移植患者术后的痛苦。
“当一个异体肝脏移入病人体内时，病人的基因能够马上识别出这个陌生的器官，紧接着产生免疫排斥反应。”郑树森说，此时体内的淋巴细胞——T细胞和B细胞会被大量激活，开始不断攻击新的肝脏，“如果不加以控制，新的肝脏将在很短时间内衰竭，危及病人的生命”。
免疫抑制剂应运而生，它阻断了淋巴细胞的活化、识别或增殖。但是，它也威胁着其他的身体机能，加大了肿瘤、肾功能不全、动脉硬化等疾病的风险。此外，免疫抑制剂的长期乃至终生使用，还给患者带来很大经济负担。
为此，浙大一院在国内率先倡导免疫耐受。他们在临床推行个体化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紧密观察移植受者移植肝功能状态的同时，逐步减少免疫抑制剂的用量，使移植后的器官能有功能、健康地存活，并且不受药物副作用影响。
近10年来，医院已约有150例（18.9%）患者在移植术后3年开始逐渐减少他克莫司、环孢霉素等免疫抑制剂用量，并长期保持免疫抑制剂低浓度状态，其中急性排斥反应发生仅7例，远远低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的国际平均水平。其中3位患者在术后6年左右完全停用免疫抑制剂，至今均未发生排斥反应。
“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诱导稳定而持久的免疫耐受以及如何确定已形成的免疫耐受。”郑树森说。
《中国科学报》 (2012-12-20 第4版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