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业进
最近，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包括《中国科学报》在内的多家新闻媒体或发消息，或发评论，从多个方面表达了对“撤点并校”政策的思考。不过，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信息问题一直未得到充分的讨论。
一般认为，基础教育服务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其实，教育服务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是具有一定公共性质的私人产品。一个经济社会系统中，绝大多数产品是私人物品，而市场是生产和提供私人物品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在于它有效解决了资源配置的激励和信息问题，其中企业家精神发挥着核心作用。
乡村和城镇基础教育服务生产的制度安排同样离不开激励和信息问题的解决。在现行制度架构下，教育行政部门的公务人员代替了企业家的角色。他们是否履行好了这一角色？从撤点并校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看，答案是否定的。
一些行政部门在没有掌握充分知识和信息的前提下，简单出于“规模经济”考量，甚至出于减轻财政负担的考虑，以社会工程师自居，做加减法实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以运动式“一刀切”的办法撤并农村中小学，就必然忽略了数以万计的儿童所面临的上学路途遥远、安全、食宿、亲情缺失和心理需求等诸多问题。
如何解决基础教育服务提供和生产的局部知识和信息问题？笔者认为，通过制度创新扩展教育资源配置的信息基础是关键。这就要求极大提高乡镇社区自治主体参与度，让广大适龄儿童家长、学生、教师广泛参与决策，有渠道表达他们的关切，因为他们是局部知识和信息的掌握者，教育资源配置不能删除他们掌握的局部知识、本地经验和共识。
人民不是小白鼠，行政官员也不是社会工程师。运动式、一刀切、简单化的社会工程，带来的从来都是匮乏和灾难，这是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基本经验教训。今天，它再一次以“城市化”、“规模经济”、“提升教育质量”的名义重回我们身边，软弱的市民社会无力阻挡它的步伐。
笔者并不是“一刀切”地反对撤点并校。相反，笔者认为，随着城镇化进程和人口结构、人口数量的调整，相关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服务的空间布局、数量、结构也应跟随调整。但是，这个调整过程的信息基础是分散的，相关利益者的诉求应当反映在相应的公共政策当中。（作者系首都经贸大学公共事业系主任）
《中国科学报》 (2012-12-03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