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法明 绘
11月12日，著名学者、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程代展与自己着重培养、极力看好的学生赵文（化名）一起吃晚饭，赵文即将奔赴美国做四个月的访问学者，他告诉程老师一个重大决定，放弃去国外读博士后，选择去一所中学当老师。在与多名老师一起劝说无果之后，是夜，程老师一夜无眠。第二天，他发表博文《昨夜无眠》，追问道“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
赵文没想到，短短几日，自己“出名”这么快，本想沉默的他忍不住回应道，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很简单，唯一的原因就是没兴趣了。没兴趣还算个比较中性的词的话，我其实可以说我已经厌恶科研了”。
令这对师生始料不及的是，这引发了高校、科研界以及网友有关科研苗子“逃离科研”的大讨论，继而理想与现实的问题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学术苗子“叛逃”
选择“更加务实和功利化”
在程代展老师眼里，赵文“几乎无可挑剔”，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有一张令人羡慕的成绩单，已经发表了十几篇期刊论文、十几篇会议论文（至少一半是国际会议），同行一看就知道这些文章的分量；他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获得若干种奖学金；外国教授对他也十分认可。
谈到赵文，程老师动情地写道，“我对他充满期待，也充满信心。他成了我对未来的一个梦！”
在程老师看来，赵文去国外读博士后，然后回国在科研界大展身手，这似乎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然而，赵文最终选择去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程老师一下子急了，好话坏话都说尽了。好话是：“你这样做，中国，甚至世界可能会失去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坏话是：“年轻人要有理想，有抱负，怎么可以向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你一定会后悔的。”
可不管程老师怎么说，他就只重复一条理由：“做研究太累，没兴趣，不想做了。”
近几日，赵文回应道，“我觉得我有足够能力应对中学数学的知识。这与我觉得我完全没能力做有价值的科研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所以厌倦科研工作，原因一个是累，一个认为自己“没能力”。
面对爱徒的回应，程老师坚持认为，“博士当中学教师是一种浪费”，“他接受了残酷的训练，开始能在国际前沿工作，并有能力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也得到国际同行一定程度的肯定。我相信只有少数博士生能走到这一步。现在他要抛弃这一切，去做他不熟悉，而又不是他所长的工作。在我和许多室里老师看来，这简直是年轻人任性胡闹，我的期盼是：他能后悔得早一点。”
看到程代展老师的博文《昨夜无眠》，北京大学
技术学院教授张海霞泪流满面，她随后发表了一篇名为《和程代展老师：过分务实和名利化的环境让我们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博文，表示理解程代展老师所面临的困惑。
张老师称，自己经历过两次刻骨铭心的学生“叛逃”事件。其中一个，在考上了研究生之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最终尽管没有毕业，但是却创办了一所培训学校，成为一名奥数辅导老师，用他的聪明才智做着可以称为“教育的囊肿”的事业。
而另外一个学生，在张海霞帮其联系好去美国读博之后，最终选择了能够“挣钱多、挣钱快”的中国人民银行五道口学院。
她感慨道，“我们每天都在被人诟病：科研创新能力差，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解决不了科研难题，可是看看我们的教育现状，过分务实和名利化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让我们陷入了恶性循环：具有潜质的好苗子不断地主动或者被动地逃离，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去做一些‘更加务实和名利化’的事情，而美其名曰成功！”
生存条件和学术环境
影响了学子的选择
几乎每名学者面对欣赏的门生“逃离科研”都会扼腕叹息，这些学生也各有各的无奈。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谢强谈到，自己的一名学生非常优秀，可是却拒绝继续深造，他来自中部的农村，自己读书的所有费用都是自己的姐姐姐夫打工挣钱，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后来这名学生选择回到家乡工作。
谢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希望非常优秀的学子未来从事学术之路，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生存条件和学术环境，让他们享受到科研乐趣的同时，又不至于为生存问题所困扰？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博士吴宝俊也认为，改善科研人员待遇是个难点。要想人才留下来继续干，待遇得有保证。不能让人一边喝西北风一边做科研。
许多程老师的同行、知名学者把学生的转行归咎于大环境下名利和物质的诱惑、学术环境的浮躁。
程老师认为，学术环境对学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环境的公正性对学生的影响也很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待遇低，是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正像许多参加讨论的年轻人说的，大学的青年教师工资低，没住房，许多得了博士学位的年轻人，他们多半都小三十了，面临着结婚生子的压力，靠空洞的“理想”、“事业”、“追求”等能拴得住他们吗?
此外，程老师指出，目前高校与科技机构经费分配极不合理，少数特权者占有大量资源，各种基金重叠分配，而身缠多金的“学术带头人”却常常只是“学术掮客”，弄了钱让下面的年轻人干活，自己挂名。国家应当更多关心那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小博士”们的疾苦，给他们创造安心工作的条件，他们才是科研的主力。他强调，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贫富悬殊一点不比社会上轻。
而年轻人更多地对赵文放弃科研、选择做中学老师这一行为表示理解，其主要观点就是，生活压力大，学业任务重，以及科研制度、教育体制扼杀了学生的兴趣。
清华大学的博士李纯元现身说法，今年毕业时他放弃了高校讲师教职、改行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他还曾经在一家国有期货公司实习，与他一起实习的有清华的物理博士、北大的数学博士、中科院物理所的博士，他们都是本专业科研领域的潜力股，却选择了改行。
谈到科研前途，他有些悲观地讲道，“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在科研这条路上你永远走不到金字塔的顶端”，“十年二十年后，你顶多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从业者，然后想着自己原来吃过多少亏，再好好攒钱，把自己的儿子或女儿送去美国最顶尖的大学，期待他们实现你未竟的梦想”。
署名“黄秀清”的网友直言：程先生，你错了。他指出，程先生错误之处在于，己所梦，勿施于人。而优秀科学家与“老婆孩子热炕头”，并不矛盾，只是在高考指挥棒的鼓动下，许多人的科学兴趣从小就被知识的海洋吞没。对一名有科学潜质的研究生来说，再多的文章也无法弥补失去的科学兴趣，老师不要再强迫他，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和意愿。
理想太贵，谈不起，
还是怯懦和自私的挡箭牌？
短短几天内，关于科研苗子“逃离科研”的话题迅速发酵，又引发一场关于理想与现实之争。
一位博士后沮丧地讲道，“我这个博士后，什么都不是。进站一年了，自己想做的东西都还停留在PPT里。”对他而言，理想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后顾之忧太急！他自嘲道，“解决后顾之忧竟成了我的理想，梦寐以求的理想！科研理想呢，不好意思，成了说不出口的痛楚。三十余年如一梦，此时没房堪惊！”
学习物理十年，转行创业的吴宝俊更是讲得干脆，“理想太贵，谈不起”。在谈到什么原因会让年轻人离开科研时，他指出，过度透支、钱、周围人的价值观是主因。“我的圈内好友和同学中，普通老百姓家庭出身，在经过一段高强度没日没夜没假期的工作之后，往往更容易放弃。家里供你读个博就够奢侈的，你还要做博士后，三十好几岁才能熬到副教授，一个月工资八千块，房价一平米两万，你自己说说你这条路选的是不是有问题？”
面对“理想太贵，谈不起”的观点，二十多岁的博士付佳维反驳道，是理想太贵，谈不起？还是我们太胆小？抑或是我们根本就没有理想？
付佳维分析道，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一般都会有艰难、有困苦、有孤独，年轻人应该拿出应有的朝气与勇气，去改变现状。当我们被现实的困境轻而易举地打败的时候，更多地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把自己陈旧的思维方式，自己对困难的胆怯，一味地变成对社会现状的不满，然后感叹一下社会的不公，体制的落后，并将其作为逃避的借口。
张海霞老师在这场争论中的言论受到一些人的攻击，不过她还是坚持认为，每个博士都要想一想，这几十年的书不是白念的，不仅是在技术和知识层面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要在精神层次上提升自己，否则何必花这么多年读书呢？
她指出，“我不是说离开科研的就是没有理想和追求的，而是很多人用‘兴趣’‘安逸’‘个人发展’等等华丽的辞藻作为自己的怯懦和自私的挡箭牌，还冠冕堂皇地博得‘廉价的同情’，这是不能鼓励的支持的，也是不能够任其泛滥的，一个没有理想和追求的人一样做不好一个中学教师也做不好其他的岗位，因为在哪个岗位上都需要有理想的驱动、激情的发挥、困难中的坚持才能够做好。”
中国石油大学博士生导师范煜认为，没有理想的现实是极端的功利主义，没有现实的理想是虚无的空想主义。年轻人不管将来从事什么行业，内心持续的精神追求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支撑我们克服困难，勇往直前不竭的动力源泉。至于安逸舒适的个人生活，我们现在完全考虑这个，还是有点为时过早。
在赵文回应“喜欢稳定安逸的生活”之后，程代展老师又反思道，也许是“我们当年受的教育不同”，“或者是社会的多样化所带来的诱惑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理念？总之，如果只是为了舒适的生活而放弃对理想、事业的追求，我无论如何不能赞同。”
“也许，我们教育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培养起年轻人对理想的追求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程老师指出。 （原标题：年轻学子“逃离科研”,理想太“贵”还是胆子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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