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内的“物之道”雕塑。
高能所是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先进加速器研发、先进射线技术及射线应用的综合性研究基地。其前身是创建于1950年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称物理所、原子能所，1973年2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原子能所一部的基础上组建而成。高能所在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成就了中国科学的诸多辉煌，近的成就比如：1988年，由高能所自主研发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为我国粒子物理研究和同步辐射应用开辟了新的天地，也使高能所从此成为世界八大高能物理实验研究中心之一；上世纪90年代，在高能所建成的北京同步辐射装置是国内唯一的广谱辐射源，每年为国内外研究单位提供2000小时专用机时开展交叉学科研究；2007年，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项目正式开工，今年3月，国际合作组宣布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
冀望在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方面所有突破，其实是国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提出的基础研究要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历史延续。两者中任何一个偏颇了，都难以符合国家需求。
■本报记者 沈春蕾
如果你最近到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造访，听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应该是“一三五”。
2011年，在进入一个新十年的关键时刻，中科院提出了这一旨在进一步凝练目标、明确重点、优化布局，突出中科院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规划。要求各研究所围绕国家科技战略需求，明确各所未来5年的一个定位、三个重大突破和五个重点培育方向，简称“一三五”规划。
这是我国战略科技力量的一次自我加压。
作为典型的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著称的科研老所，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所”）面临着怎样的时代命题，有着怎样的思考与选择？
“自成立以来，所里的老一辈科学家就不断思考研究所的使命、目标与定位。‘一三五’规划让高能所的定位和目标更加清晰。”高能所所长王贻芳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谈及研究所未来发展，王贻芳表示，高能所“在细分基础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摸索应用领域的合作”。
重温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王贻芳所说的“应用领域的合作”，体现在该所“一三五”规划的“三个重大突破”中，也即“在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另两个“重大突破”，分别是“在粒子物理中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完成国家重大科学装置建设”。
该所的“一个定位”，是将高能所建设成为国际高能物理中心之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综合性、多学科研究基地。
五个重点培育方向，则依次是“粒子物理和粒子天体物理”、“加速器物理与技术研究”、“核探测技术与核电子学研究”、“射线源及核技术的应用研究”、“放射化学与核相关的材料研究”。
将上述“一三五”关联起来看，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确实似乎有些“另类”。
但在王贻芳眼中，这其实是国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提出的基础研究要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历史延续。两者中任何一个偏颇了，都难以符合国家需求。
极端的例子是，改革开放初期，伴随市场经济浪潮的到来，曾一度兴起科研人员办企业的风潮，导致一些学科走下坡路、科技人才流失；而科研向“钱”看，并未给产业界带来市场竞争力的增加。
“这就是定位错误酿成的后果。”王贻芳感叹。
对研究所定位的再次追问有着新的时代背景。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科院必然要在国家战略需求面前有所担当，比如那些“大学很难做，企业又不愿意做的事”。这也是更好实现中科院“创新2020”战略意图的重要一环。
为此，王贻芳把在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方面的突破，视为中科院对高能所提出的“更高要求”。
他说，像高能所这样的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研究所，除了要从事纯粹的基础科学研究，满足国家需求，承担国家任务，还要为企业和社会作贡献。那就是有比例地投入应用研究，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
然而，作为一直以基础研究著称的研究所，如何在未来发展中面对应用研究的突破，无疑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一条艰难的转化路
“高能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目标是部分产品技术转移或产业化，以更好地实现对国家科研投入的回报。”王贻芳表示，“关于科研成果的转化，我们列出了很多可能取得突破的项目，因为初始设想和最终的产业化往往相隔甚远，有时完全是两回事。”
项目转移转化的难度不在于高能所自己能生产几台设备、几类产品，而在于怎样将技术转移出去，让企业掌握，并获得市场认可。“在产业化的道路上，研究所只能起到牵引作用，未来的市场之路，需要企业自己走。”王贻芳说。
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找到合适的企业。因为高能所的转化项目都比较大，一台设备的造价可能动辄上千万元，企业批量生产存在困难；对技术的要求也很高，企业不一定能接受这样巨大的成本和高难度技术。
王贻芳举了个例子：辐照加速器有一定的市场需求，高能所尝试跟企业合作，希望能将技术转移出去。这里就遇到各种问题，比如资金投入不足，企业技术承接能力差，科研人员的观念及研究重点与企业想法不一致，外部环境不理想，等等。
他还举了一个工业CT的例子。该产品全国需求总量很少，却必须自主研发。高能所完成了几台这样的CT产品，其中一台安装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以对化石进行无损扫描检测、剖析内部结构，研究人员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带着珍贵的化石出国“拍片”。
对研究所来说，到底建成几台设备才算成功？王贻芳并不认可以量化标准考核研究所的做法。他认为，研究所要做的是将应用技术转让给企业进行生产，研究所为其提供技术和人员培训，而不是一直由研究所自产自销。除非少数市场需求少的产品，只能自己研制。
王贻芳不希望科研人员重复研制同样的机器，而应该把精力腾出来，研究新的技术，产业化的事留给企业。否则，技术就会落后。
而高能所的应用探索之路还将继续。王贻芳率领的高能所还在为项目寻找合适的合作企业。
实际上，这也是两难问题。科研单位的主业毕竟是研究，如何推动科研、大科学工程建设和技术转移转化工作的三者共赢，或许不仅是科学界的任务，也有待整个社会来思考和协调解决。
《中国科学报》 (2012-11-10 第7版 创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