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本勋（左）在内蒙古野外考察。
王家骐院士（中）与学生。
赵小阳研究员（右二）与学生观察来自单倍体干细胞的早期胚胎。杨天鹏摄
在日本一所大学的实验室里磨了一年零一个月的石头后，苏本勋决定，回中科院去。
这个当时25岁的年轻人，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毕业后，到日本某大学附属研究所读博士。他本来希望可以利用国内还没有的先进仪器，继续硕士研究生阶段没做完的实验。可没想到的是，在这里，他的大部分“研究”，只是在一个飞扬着灰尘的实验室里把岩石样本磨成贴在玻璃板上0.03毫米的切片，再贴到玻璃板上。
苏本勋很少有真正实验的机会，更别提完成自己的研究。他给读硕士时的导师写邮件，怀念在中科院求学的日子。那时，他可以自由地选择研究方向，即使与导师的课题没有任何关系，也会得到支持；开小组会时，大家挤在导师办公室的沙发上，毫无禁忌地讨论；每年，都有一个多月出野外的机会，还常常会有导师的陪伴和指导……
“在一个环境里待着，不知道它怎么样，一旦换了环境，才会发现它很好。”他说。
磨了1000多片石头后，苏本勋离开日本，重新准备考中科院的博士。两年后，他获得第一届李四光优秀博士奖，那一年全国获奖的学生只有11个。2010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今年，他又获得中科院优秀博士论文、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并入选“香江学者计划”，赴香港交流。
这个曾被朋友戏称为在“小作坊”里磨石头的人，如今已经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负责人，并参与了多个上百万元资金的研究项目。
改革开放后30余年间，在中科院遍布全国的研究所里，这种可以被称为传奇的励志故事可以数出很多。仅在中科院培养的研究生中，就出现了100余位两院院士。
在这个抽象的数字背后，是一条清晰的通往高层次科技人才的道路。一位从中科院毕业的学生曾经这样说：“在这里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自我价值的实现。”
这个平台把我们推向了更广阔的空间，这个过程让我感到快乐
苏本勋还记得自己刚进研究所时的样子。那时，他担心自己的提问太肤浅，不敢和导师交流；作为一名研究地质的学生，他最初甚至连“砸石头”的基本方法都不太会；他向国际期刊投英文论文被拒稿，对方的审批意见写了好几页，还让他找个“native speaker（说母语的人）”修改。
研一时，在导师张宏福的陪伴下，他第一次去甘肃天水出野外、采样。那十多天里，他们住在县城，白天就去山上“砸石头”。在那个多雨的夏天，他们乘坐的切诺基差点就翻在弯弯曲曲、只容一辆车勉强通过的土路上。
在那次野外考察之前，苏本勋一直认为“砸石头”就像在家里干农活儿那样，只要铆着劲儿砸便可以了。他的导师走过来，拿着锤子给他示范取样的技巧；回到北京的实验室，还带着他一起在显微镜里辨认那些与教科书插图中不太一样的矿物结构。
实际上，苏本勋研究的西秦岭造山带，和导师的研究方向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在他最初选择课题时，张宏福这位曾经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学者什么都没有多说，只是告诉自己的学生：“你感兴趣的话就去做。”后来，他又陪苏本勋去了次秦岭，还给他的项目提供经费支持。
“他们很宽容，让你自由去发展。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的。”坐在堆满岩石样本的办公室里，已经是博士后的苏本勋这样说。
这种自由发展的氛围，并不仅仅出现在一个研究所里。30岁的魏群就受益于相似的培养环境。这个戴着眼镜、说话斯文的年轻人从普普通通的研究生，成为让飞行器飞上天的项目组科研骨干，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
2006年，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自筹过亿元资金，开展大口径地基望远镜等三个重大创新方向研究。很难想象，这些重大项目是由研究所内一群80后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支撑起来的。
工程项目需要研究人员融合光、机、电、算等多方面专业知识，可在当时，这些研二的学生不仅在知识结构上欠缺，而且大多没有具体的工程经验，用这些年轻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张白纸”。
面对理论与实践不足的挑战，他们边工作、边学习。大家分头学习课题所涉及的某一方向的知识，相互授课，并利用一切机会和专家交流。
他们也曾仰视那些业内“大腕”，遇到问题会习惯性地去想，如果是那些专家会怎么解决。这个思路很快遭到批评，导师让他们勇敢尝试，用创新的精神去做事情。
“这个平台把我们推向了更广阔的空间。”毕业后留所、已经是副研究员的钟兴说，“直接参与工程项目，使我们更具有工程思维和大局观。每个人做设计时不单考虑自己，也要兼顾他人。大家彼此启发，摩擦出了更多的思想火花。”
这些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年轻人，开始自己跑工厂、参与生产环节。探测室的林旭东说，带着问题学知识，这种方式更直观，虽然任务累，但日子过得很充实。
进入项目组一年后，在一个零下20多摄氏度的冬日，魏群所在的团队成功发射了研制的第一台飞行器。试验之前，不仅研究所里的前辈为他们捏着把汗，就连这群年轻人自己也有些担心。他们甚至开玩笑地提醒来现场观看试验的领导，把车子停在离基地远一些的地方，别下车，因为“第一次做，完全没有经验，万一飞行器飞过来了呢”。
最终，试验成功。在完成多次试验验证后，研制的飞行器正一步步走向应用。魏群也已经成为研究室里的科研骨干，还作为讲座专家，给研一的学弟学妹讲讲“光学技术在飞行器中的应用”。他会告诉这些和自己当年一样懵懂的年轻人，正在学习的枯燥公式到底与飞行器上天有什么关系。
这些年轻人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成长为项目负责人、硕士生导师并开始指导学生。最初的亿元投入已经牵引出超过3个亿的新签科研任务。
在魏群看来，如果没有这个培养计划，自己不会有这么快速的成长。他的本科同学中，有不少都在外企工作，如今拿着比他高的收入。同学聚会时，有人问他：“你是不是早晚有一天会离开长春光机所？”
“我是真的喜欢。”他回答，“你们理解不了这种幸福，看到自己亲手参与做的东西飞上天，用得上，这个过程让我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成就感，让我感到快乐。”
不凭SCI论文分上下，只以创新能力论高低
在被称为“中国光学摇篮”的长春光机所，常被学生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参与过神五、神六飞船上天的中科院院士王家骐，由于工作要求，13年间只公开发表过3篇论文。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以当下时兴的评判标准，王家骐院士可能连副高的职称都评不上。
然而，正是这位72岁的老人最早站出来，支持在重大项目中培养研究生的计划，并且直接参与了遴选研究生、指导课题组开题的工作。他常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要具备科学家的素养，还要有工程师的能力。
在长春光机所，这样的实践育人理念几乎在每一堂课上体现：理论讲述、专题讲座、实际操作，三个环节必不可少。学生的设计不仅仅停留在计算机仿真阶段，还要把图纸送到工厂里，看看画在纸上的东西到底是否能做出来。
“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需要具有宽泛的理论知识，还要有工程创新能力，能从实践中总结提炼共性科学问题，独立解决工程问题。”长春光机所研究生部主任蒋大鹏说，“论文只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不是主要目的。片面强调SCI论文的问题，会混淆对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让学生回避有意义、但有困难的课题，而挑选简单容易出论文的来做。”
在国科大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中科院院长、国科大校长白春礼院士也曾表达过这样的担忧。他在引进人才时发现，有的学者联合署名的高水平论文不少，可真的进入研究所里，独立创新的能力却并不高。在他看来，这种现象与用工业化方式的培养人才不无关系：学生沦为研究助手、SCI论文篇数成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而学生的全面发展被忽略、学生的困惑被漠视。
“我们常说，这些年来教育走了一个弯路。但到底失误在什么地方？我们并不是没有培养，而是所有的培养最后都变成了论文检索的‘关键词’，学生却没有创新激情。”国科大副校长马石庄说。
不仅仅以论文篇数论英雄，这样的转变，早已在国科大的校园里发生。国科大独特的“两段式”培养模式（第一学年在北京的校部集中授课，之后回到研究所跟随导师进行论文研究和科研实践）为实践与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为了缩短学生从教室到实验室的距离。每年6月上旬至7月中旬还增设了一个夏季小学期。5个星期中，国内外一流的科学家来这里授课、讲座，几乎覆盖各学科前沿。
不仅如此，研究所内也进行了各自的调整。苏本勋所在的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取消了硕士研究生毕业必须有一篇SCI文章的硬性指标。动物所的研究生导师赵小阳介绍，在他们的实验室，不会鼓励那种很容易做出来能发表论文的项目。
白春礼院士曾颇为自豪地表示，与科技创新不可分割的实践育人，是国科大的一个最大优势。
国科大的教育改革很快收到了实绩。正如有学生所说，在这样的培养模式下，他可以“更加严谨、沉下心来做一些事情”。以前，是等待导师开题、查查国内外研究现状，再从所谓创新的角度“硬去想想”怎么做；如今，他的研究课题都是从实际问题中找到的，是真正的创新。
研究所就是小社会，学生的成长过程不仅仅是坐在教室里
博士毕业后，赵小阳留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成为这里最年轻的80后导师。他所带的学生中，很多已经是90后了，这些年轻人的特点是，一进实验室就戴上耳机听音乐，不太愿意主动交流。
和地质学去野外、光学工程可以造实体导弹头相比，闷在实验室中的生物学研究似乎显得有些枯燥。有的学生刚来3个星期就待不住了，因为这里工作强度大，实验又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他们开始怀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搞科研，还不如去开个小公司，或者进入生物试剂公司更实际。
这时，赵小阳会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讲讲他当年的经历。他曾经也是一个来自地方院校的学生，刚进入实验室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直到一两年后才慢慢醒悟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赵小阳的研究方向是诱导多能性干细胞，这与今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山中伸弥的研究相近，属于前沿领域。研究生阶段，他的第一篇论文就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但很少有人知道，那个实验曾经面临重重困难。因为在此之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教授Rudolf Jaenisch，这个干细胞领域论文引用率最高的学者进行的其同类实验都没有成功。大家觉得，既然业内的“大牛”都说不行了，“你们还有必要去做吗？”
争议声中，长达两年的实验开始了。用赵小阳的话说，那是很郁闷的一个过程。每天拿出结果一看，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个月。那时，导师常常会鼓励他们：“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就是战友。”
如今，这位年轻的研究员，像当年带他的导师那样，鼓励自己的学生面对困难时要有攻坚的勇气：“看似无路可走之时，往往是出现转机的时候，因为之前的错误都排除掉了，可能马上就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或思路，得到期望的结果。”
赵小阳还记得那些几乎要放弃的学生，刚来面试时的样子。面对“实验中遇到困难怎么办”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回答“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他用当年的这些对话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当初是为了什么出发。
“有时候就差那么一口气，走过来了，往往意味真正成长了。”他说。
在国科大副校长马石庄看来，学生的成长不仅仅是坐在教室里那么简单。“研究所就是小社会。跟着导师从事科学实验，既是研究实质性的科学问题，也是与别人合作、野外观察、人群走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科学。”他说。
教育回归到人才培养的原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005年夏天，国科大校长白春礼院士去西南喀斯特山区考察时，遇到几个学生。他对那些年轻的学生说：“在这里工作学习是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对以后的科研工作与人生成长很有裨益，大家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各地的壮丽山河间！”
国科大实践育人的理念，早已不局限在科学研究层面。这里的学生参与重大科研项目、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但鲜为人知的是，植物研究所的学生还会利用假期时间，进行农民在果蔬生产时存在的问题的社会调研；高能物理所的学生则去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
甚至，以正面灌输为既定模式的思想政治课程，都在进行调整。教师不再是唯一的主角，而是教师讲授和学生研讨交流相结合；考试也不再是一张简单的试卷，硕士生要在课堂上就针对类似“火车票为什么难买”、“教育资源分配是否公平”这样的社会话题进行讨论，博士生则要交一份实实在在的调查报告。
在国科大党委副书记苗建明看来，通过课程改革，学生学会了主动学习、换位思考，学会了从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思考自身的价值和责任。
苗建明说，教育最终要回归到人才培养的原点，要充分了解当代学生的特点和需求，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既要严格学生的专业学习，又要强化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全面育人，德才并举，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他也并不避讳国科大在人才培养上面临的问题：学生来源广泛，而他们在本科阶段的教育水准又参差不齐；学生以理工科为主，知识结构有短板……甚至，在一次学生思想状况调查中，有的学生就坦率地反映，成天除了上课和做项目，学习过程太单一，很难全面发展。
应对这种情况，今年9月，更名后的国科大开始设置一门名叫明德讲堂的课程，每学年提供100场人文素养讲座，涵盖社会、历史、文艺、思想、人生等多方面，让学生更全面，以更宽的视野看待问题。
据了解，国科大培养的研究生遍布国家科研院所、高校及社会各个领域，他们将成为决定国家未来的重要新生力量。
“走出一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是国科大不可推卸的责任。”白春礼院士曾经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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