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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峻： 基础研究盼“落地开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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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李惠钰
由国家科技部批准、联合基因科技集团设立、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承办的“谈家桢 奖”是 领域由企业设立的第一个奖项。近日，第五届“谈家桢 奖”评选结果终于揭晓。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孟安明分别荣获“谈家桢 成就奖”；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许田、上海 研究院研究员李党生等9名学者分别荣获“谈家桢 创新奖”。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谈家桢 奖”还首次设立了产业化奖，由抗体药物国家工程中心主任郭亚军获得该奖。
尽管 的基础研究正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发展着，但技术成果产业化却并非易事。本报就如何加快 成果转化等问题采访了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谈家桢 奖”管理办公室主任崔峻。
《中国科学报》：“谈家桢 奖”今年新增了产业化奖，而往年只有成就奖和创新奖，对于奖项的设置是如何考虑的？
崔峻：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生物产业被列为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对产业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用于重大疾病防治的生物激素药物、新型疫苗和诊断试剂、化学药物、现代中药等创新药物大品种的产业化。所以， 不但要作基础研究，更要在应用方面取得突破。
另外，谈家桢是我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以谈家桢命名该奖项就是为了秉承谈先生对 事业的奉献精神，激励我国 工作者不断创新，促进 研究成果产业化。设立产业化奖项也是为了鼓励那些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科学家们。
《中国科学报》：郭亚军为何能够获得产业化奖？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怎样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
崔峻：郭亚军一直致力于肿瘤临床治疗需求的研究，而且系统研究了机体对肿瘤的主动免疫防御机制，发现了有价值的肿瘤被动免疫治疗靶标，并建立了人源化抗体药物创制平台，研制出抗体靶向治疗新药物。可以说，他推动了从临床基础到应用的肿瘤转化医学的发展。
他研制的新药物商品名叫益赛普，是国内上市的首个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的TNF拮抗剂，也是“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里第一个产业化的单克隆类药物，目前该药品累计销售额已经过亿。
《中国科学报》：其他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又会对整个 带来怎样的影响？
崔峻：陈润生院士是我国以基因组为对象进行生物信息学研究的先行者，他提出的密码学方法，不仅解决了人类基因序列组装的难题，还发现约680个新的基因和新的硫代谢路径。此外，他在生物大分子结构模拟和电子结构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孟安明院士率先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DNA指纹技术引入我国畜禽遗传育种领域，建立了主要畜禽的DNA指纹图谱分析平台，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另外，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郑永唐教授建立了国内最完整的从分子、细胞到灵长类动物模型整体水平的HIV研究技术平台等等，可以说，他们的研究都对整个学科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报》：据了解前几年一直没有产业化奖的合适人选，请您分析一下 研究成果难以产业化的原因是什么？
崔峻：首先，一个新型生物技术产品的形成与发展涉及到三大要素：雄厚的资金投入、优秀的产品开发以及市场准入。在产业形成过程中表现为长周期开发、大资金投入、高风险和一旦成功后的巨额利润。
目前在产业化过程中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大资金投入与产品开发周期长之间的矛盾。不论是生物医药产品还是农业植物、畜禽良种的开发，由于技术本身的特点，短者需要2~3年，长者需要5~8年的开发周期。从目前情况来看，投资者大部分都缺乏长期的耐心和持久力，造成许多产品在开发过程中，由于后期资金不能持续而被迫停止；二是即便产品开发成功，但由于现行的许多监管条例不能适应生物技术高速发展，产品在市场准入方面产生滞后，使得许多产品不能迅速进入市场产生经济效益，阻碍了产业化进程。
《中国科学报》：对于推动 领域产业化进程，能否提出合理的建议？
崔峻：我觉得，首先应建立政府主导的生物技术产业化引导风险基金，正确引领产业化方向，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前期产品的研发，同时在研发长周期的关键阶段给予资金支持，帮助科学家完成整个开发过程。
另外，与市场准入相关的部门还应加快适应生物技术高速发展需求的法律、条例的建设步伐，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缩短产品上市的时间，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市场保护，使研发——转化——市场这一循环能够良性、高效运转。
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其他技术不同，在应用过程中会遇到许多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如基因隐私、转基因等，这些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反响。而这就需要政府、媒体正确、及时的积极引导，寻找科学对策，从而保障 的成果得到正确应用，造福人类。
《中国科学报》 (2012-10-16 B1 生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