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晴 本报记者 张行勇
“不管谁找他，在实验室里一定找得到。”权军利告诉记者。
他说的是2011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单卫星。权军利是他的专职助手。
1月10日下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单卫星正在给植物保护学院研究生们上本学期《真菌学进展》的最后一节课。
“课程已经上完了，现在就是讨论一些问题。”单卫星语气平和。
1996年1月，从西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获得博士学位后，单卫星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植物病理系做博士后研究，随后又于2001年5月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从事疫霉菌研究工作。
2006年回到位于陕西杨凌的母校建立作物卵菌病害研究平台时，他已在外游学和工作了十年。
“在澳洲工作时，我对当地那种悠闲的生活状态和同行们高效的科研工作感受很深。”单卫星说，“他们本可以选择更轻松的工作，却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科研上，效率很高，因为那就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受此影响，单卫星平时在跟学生交流时经常强调，兴趣是支持科研工作的主要动力。而他自己，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
“我来上班的时候，他的门已经开了；我走的时候，他的门还是开着的。一直都是这样。”权军利告诉记者。
在同事眼中，单卫星是个工作狂。他整天都泡在实验室，不是在做实验，就是跟学生讨论问题。
“学校很多领导和老师都这样，休息时间我们也经常能在学校里碰到。”单卫星很平淡，“我还不算很紧张的。有些同事不仅要搞科研，同时还要肩负管理工作，他们更是经常加班。”
“不觉得辛苦吗？”记者问。
“科研工作的性质就这样，面对国际同行竞争，不努力不行。”单卫星说，“但我的兴趣也在这儿。被动点说，这是压力；主动点说，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所在的杨凌城区不大，在总共七八万城区人口中，大中专学校学生就占了4万多，是个典型的大学城。
“我住得离学校不远，所以经常会到实验室转转，看看能做点什么。空间小，工作和生活也很方便，小孩上学，过个马路就到了。”十年的国外生活，让单卫星迷恋上了小镇这种纯粹、简单的感觉。
“当然，也不是没有苦恼。”由于地处西部，科研条件和生源条件都相对落后，单卫星一直没有招到博士后。目前，他的整个科研团队只有两位全职老师，其中一位来了还不到一年。
这种差距感在去年申请“杰青”基金时尤为明显。“竞争对手的团队经常有博士后、助研、副研等一大帮人。我们运气不错，总算争取到了。”
这种“运气”的说法有些谦虚。事实上，尽管团队规模不大，但单卫星的工作已经走在了领域前沿。2010年7月，在《细胞》杂志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更是为他争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
“前几年比较难，近几年好很多了。”单卫星说，“一方面是学校的科研条件改善很明显，另一方面是有了前期的工作积累，我们作出了一些得到广泛承认的成果，学生们的兴趣都提起来了，我的信心也更足了。”
“新的一年其实没什么太多想法。”单卫星一如既往地淡然，“‘爱岗敬业’4个字，说起来容易，真正要做到也很难。今年我只希望能培养几个出色的学生，把已有研究再推进一步。”
《中国科学报》 (2012-01-11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