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省身
恩师陈省身先生已去世近7年了。从我1969年第一次见到先生，到如今也已42年了，但先生的面貌，先生的习惯，先生的精神都宛在眼前。一样地声如洪钟，一样地爱吃美食，一样地喜欢跟年青人谈天说地，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陈迹，实在使人神伤。
第一次知道先生的名字是在1964年。我在香港明报月刊看到先生的短篇散文《学算四十年》，谈到先生在数学上的工作，知道中华民族也有在国外出人头地的大数学家。当时父亲刚去世，没有想到可以留学，更遑论到伯克利这种名校了。然而先生的文字却深深地烙刻在我心中，渴望自己一朝也能在数学上有所成就。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读数学时，得到一位刚从伯克利毕业的老师——沙拉夫博士的赏识，申请而成功地进入了伯克利读书。当时我尚未毕业，竟得到一份极为丰厚的奖学金，这是先生大力帮忙的结果，可说是我一生事业的转折点。
同年7月，先生获香港中文大学颁授名誉博士，来港访问。第一次见到先生，虽然交谈不过两分钟，已经可以感觉到先生恢宏的气度。先生的演讲内容与极小子流形有关，这以后一直是我研究方向的一部分。9月初我到伯克利时，先生很忙，却安排了他的研究生来帮忙，让我安顿下来。那年刚巧先生休假半年，虽然与先生交谈的时间不多，但是当先生休假回来，得悉我已经可以写出有一定水平的文章后，大为高兴。他灿烂的笑容，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教授，将我赞扬了一番。
我在1970年的暑期请求先生担任我的指导老师，先生实时答应了，但不到两个月工夫，他认为我的论文已足够成为博士论文，使我极为纳闷。虽然我自以为水平还不够，但是由于家境的缘故，也同意第二年毕业。先生的讨论班我都参加，他往往由我自由选择文章在堂上作报告。先生在复几何方面的工作对我的影响极为深远，可是我对先生在外微分系统的重要工作则始终未能沾上边，这是我毕生遗憾的事，太早毕业毕竟是要付出代价的。
当时先生写了一本复流形的小书，送了我一本。他在第一页上题字：余生六十矣，薪传有人，愿共勉之。这对一个年仅21岁还未毕业的年轻人，实在是一种过分的奖誉。所幸30多年来，我在复几何上的工作没有辱没先生的期望。使我惭愧的是，先生这本著作注重用分析以外的工具，而我的工作却以分析为依归，对外微分系统的运用远不如先生的灵活。以外微分型式来构造几何不变量，先生可说是独步古今，无论陈类、陈—莫萨不变量和陈—西蒙类的构造，都是流芳万世的工作。
先生又关心我需要教学的经验，特别安排我去授课。他不在伯克利的时候，由我代课。我毕业时得到很多学校的聘书，当然都是由于先生的推许，先生认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乃是做学问最佳的地方，虽然薪酬比其他地方少了一半，我毫不犹预地接受了先生的建议。还记得先生对我说：“做学问一定要跟有学问的人在一起。”这句话使我一生受用。
我早岁成名，都是出于先生荫护。甚至在我找对象和婚姻的事上，先生都花了不少心血。1977年，先生希望我到伯克利任教。我到母校访问一年，确实做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但还是决定回到史丹福大学去，先生对我这个决定并不愉快，但还是尊重我的意愿，并安排我到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在那里我做了5年的教授。先生刚巧在那时筹划伯克利数学所，第一年是几何年，由我带领研究，在这一年与先生更多在学问以外的事务上接触，而先生已经开始集中精力去替祖国服务，筹办南开数学所了。
先生去世时，学生们都极为哀伤，中华民族损失了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也损失了一位伟大的师长。但是先生的教导、先生的精神，将永留人间。陈氏类将会如欧氏几何一样，成为人类学问的瑰宝。愿先生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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