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22日，海口市演丰镇坡头村村民张德孝展示他家刚获得的两本“家犬免疫证”。CFP供图
一条不知名的褐色小狗，在没有教练指导、技术支持和观众喝彩的情况下成为登山英雄，而且目的地是近6000米高的乞力马扎罗山。
在白雪皑皑的山顶发现小家伙时，法国登山者安东尼·伽罗迪克震惊极了。他难以想象是什么力量促使小狗登顶这座非洲最高峰。
动物学家却警告登山者，不要盲目和小英雄拥抱或者握手，原因是这只过度兴奋的小狗很可能患上了狂犬病。
科学家的警告不无道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这种病死率高达100%的人兽共患中枢神经系统传染病，每年导致全球5.5万人死亡。
在中国，这一数字达2400人以上，居全球第二位。另一个数据是，中国也是全球狂犬病疫苗的第一大生产国和使用国，相关费用每年超过100亿元。
“付出的代价是世界第一，效果却是世界倒数第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基因工程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严家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说明中国狂犬病防治策略出现了路线性的问题。”
全世界超过80%的狂犬病疫苗“都被中国人打了”
严家新所在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检测狂犬病抗体的机构。对于这位已经退休的老教授来说，每天的工作内容是接待担心患上狂犬病的人。
他碰到过一个职业是繁育宠物狗的厦门小伙子，在一年的时间里打了近百针狂犬病疫苗。另一位北京患者接种了疫苗后，每个月仍然到武汉来做抗体水平检测，说是“图个安心”。
目前，中国狂犬病疫苗年使用量达1500万人份，这意味着全世界超过80%的狂犬病疫苗“都被中国人打了”。
在严家新看来，这些现象和数字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狂犬病的无知。
狂犬病俗称“疯狗病”，是由狂犬病毒侵犯神经系统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传染源是病犬，其次为猫和其他动物——如兔子、狐狸、狼、臭鼬、浣熊等。人类感染狂犬病毒会引起脑炎，死亡率几乎是100%。
严家新告诉记者，早在4300多年前，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古王国就有了关于狂犬病的记载：“如果狗疯了，而且当局已将有关事实告诉主人，他却不将狗关在家里，以致狗咬伤一个人并引起死亡，主人应赔偿27个锡克尔(古银币，重约16克)。”
从公元前24世纪到19世纪，干旱、性挫折甚至“魔鬼附身”都被视为狂犬病暴发的主要原因。面对这个魔鬼，截肢成了很多人付出的高昂代价。
1885年，一次艰难的科学实验终止了这一切。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将疯狗绑在桌子上，用嘴通过吸管从狗的下颌吮吸唾液以取得病毒样品，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做疫苗实验。为了制止他疯狂的行为，家人不得不将63岁的科学家看管起来。最终，他发明了狂犬病疫苗，成为继天花疫苗之后人类发明的第二种疫苗。到了1940年，有效的狂犬疫苗被大量应用于狗，狂犬病的传播途径被有效阻断。
“狂犬病是100%可预防的传染病，而且只要及时清洗伤口、接种狂犬病疫苗就完全可避免发病。”严家新介绍说，“只要对某一地区70%的犬进行持续有效的免疫，就可以切断狂犬病的传播。”
2004年，WHO狂犬病专家咨询会明确认定“狂犬病可以被消灭”，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2020年前实现全球消灭狂犬病的目标。目前，在全球大约150个有过狂犬病病例报告的国家或地区中，大约一半基本消灭了狂犬病，其中差不多50个国家或地区多年来病例报告保持为零。
但在中国，狂犬病的防治情况并不乐观。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7037例/年的狂犬病疫情最高峰。此后，随着全国性灭狗活动的开展，病例数一度下降到1996年的159例。但不久狂犬病疫情再次抬头，并在2006年达到3300例的高峰。
迄今为止，中国仍是全球狂犬病流行的重灾区。
农业部管的狗咬了卫生部管的人
从表面上看，狂犬病疫情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防治工作不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然疫源性疾病防治办公室主任殷文武研究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10年，我国狂犬病病例中90%以上是农村人口。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扈荣良也指出，因为贫穷而无力支付狂犬病疫苗费用是这些致死病例的共同特点。
几年前，扈荣良赴重庆涪陵的农村考察，发现一些人家穷得只剩下“一袋米，一口锅”。他亲眼看到一对夫妇被猪獾咬伤，老婆死了，但丈夫仍然抱着“碰碰运气”的态度舍不得打针。
但在严家新看来，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农业部管的狗咬了卫生部管的人”。
据严家新介绍，已消灭狂犬病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证明，只要控制了狗群中的狂犬病，人群中的狂犬病就能基本得到控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国家每年都开展全国性的大规模犬类接种活动，在短期内（不超过1周）就可达到全国80%的接种率，结果是犬和人患狂犬病的数量显著下降，并于2010年实现了基本消灭狂犬病的目标。
“解决狂犬病问题既要靠人用疫苗，更要靠兽用疫苗，既要靠卫生部，更要靠农业部。”严家新总结说。据他观察，相比于世界上发达国家狗用疫苗70%以上的覆盖率，我国狗用疫苗的覆盖率尚不足20%，传染源的问题无从解决。
“中国每年1500多万份的狂犬病疫苗大量用于人而不用于狗，这是对狂犬病疫苗的最大滥用。”严家新认为。
美国疾控中心曾于2008年发布报告，对可能传播狂犬病的8种情况做出发病概率评估，其中在非狂犬病流行地区犬咬伤、猫舔舐、犬舔舐、在医院与狂犬病患者接触等4种情况发病概率最高为十万分之一，绝大多数都不必进行狂犬病暴露后处置，即打疫苗。严家新直言，根据这项调查，99.8% 的中国狂犬病疫苗接种者都可能不必接种疫苗。
而在疫苗的成本控制上，“狗染病，人打针”的中国似乎也算了一笔糊涂账。
严家新告诉记者，据卫生部等4部门2009年发布的“中国狂犬病防治现状”估算，如果我国所有的狂犬病暴露后病例均得到预防处置，每年约需245亿元。相比之下，狗用狂犬病疫苗的价格不到人用疫苗价格的十分之一。在中国，狗的总数约为1亿只，每只狗用疫苗5～10元，按70%以上的免疫覆盖率计算，总费用每年仅需5亿～7亿元。
一些外国的狂犬病专家曾经好奇地向严家新提问，中国狗用疫苗的覆盖率尚不足20%，为什么能拿出比狗用疫苗所需多几十倍的钱花在人用疫苗上？
“中国的狂犬病防治属卫生、兽医、公安、农业、药监等多头管理，名义上都管，实际上都不管。”严家新不得不将答案归结为“国情”，“农业部的人要管猪，要管牛，要管鸡，觉得狂犬病的事该归卫生部管，卫生部只能拼命增加人用狂犬病疫苗的生产量和接种量，最后的结果就是每年一百亿，死亡两三千。”
扈荣良则指出，由于狗不同于牛羊等经济动物，狗的狂犬病免疫在动物防疫部门也不被重视。
这就是先懒政，再乱政
“从狂犬病问题的治理现状背后，你能观察到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状况。”扈荣良告诉记者。他每周都会收到美国防治狂犬病组织的电子邮件，其中详细标明一周内是否发现新的疑似狂犬病动物病例。
“在中国这些数字却模糊不清。”扈荣良曾经在一个县城里进行考察，卫生和畜牧兽医部门的领导都热情地表示“多少年都没发生过狂犬病”。
第二天，这位学者到医院门诊探访，就发现有4个人正在接种疫苗，他们都是被一只疯狗咬伤的。
扈荣良还发现，狂犬病的病发案例数也被纳入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绩观中，“如果这个省的狂犬病数量在全国数一数二了，畜牧兽医部门就会被责惩，如果排在4、5、6、7名，基本上就不管了”。
在扈荣良看来，管理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导致的恶果是，一旦由于狂犬病防治工作放任自流而导致人员伤亡，第一反应便是全民动员，对狗采取斩尽杀绝的极端政策。
2006年，云南省牟定县出现狂犬病疫情，全县50000只狗被悉数扑杀，其中包括4000只已经被免疫的狗。2008年，云南省弥勒县出现一例人患狂犬病死亡病例后，该县政府下令将全县内的狗和猫扑杀，共计上万只。2009年，陕西省汉中市暴发狂犬病疫情，3万只狗被警察用棍子打死。
屠犬被当做政治任务完成，而政府的解释则是“人命大于狗命”。事后，有观察者以汉中为例指出，上一次狂犬病疫情在汉中暴发是在1986年至1992年间，应对方法便是全城屠狗，19年后，一切如故。
严家新则指出，单纯杀狗对狂犬病防治的作用极其有限，犬群的种群增殖速度非常高，即使是最高纪录的捕杀率也很容易被迅速增加的出生率所弥补。从长远看，曾经尝试这种办法的地区全部以失败告终。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发生过狂犬病的大暴发，当地政府至今为此杀死了大约20万条狗。但目前，巴厘岛只有约两成狗接种了疫苗，狂犬病仍然猖獗。
“相比于不分青红皂白的杀狗，更应该事先把免疫工作做好，防患于未然。”在汉中打狗事件发生后，扈荣良曾到现场调研，发现当地狗群的疫苗注射概率几乎是零，“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先懒政，再乱政”。
对此问题，严家新也有着相似的感慨：“同样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什么有时间打狗，却没有时间事先为狗注射疫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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