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达 精通英语、德语，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家，国际经济伦理专家，跨文化研究造诣深厚、著作甚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美国Consortium Universities驻北京中国学中心高级学术顾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恒达 口述/钟华 整理
灌输与独立思考的差异
中西方大学教学模式上的区别，在文学专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例子。比如说文学史，在我所了解的西方大学里不开设整部文学史的课程，大家可能会很奇怪。他们往往是讲专题比较多，一般是作品选读。而在我们中国的大学，就是一部文学史，教师按照年代讲下来，很少有给学生讨论的时间。实际上，一堂课一个半小时里，能有十五到二十分钟讲得非常动人那就很不错了，因为教师只对这一小部分有研究。漫长的两千年的文学史，一位教师能讲出彩的地方并不多。
西方大学用作品选读的方式就避免了这个问题。教师挑选自己最有研究的一个专题来教学生选读，以此发掘下去，是教给学生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很多老师没去过国外，不知道这个差别，就是觉得要把自己知道的知识告诉学生。这种从知识到知识的近亲繁殖，只会让学生的知识越来越窄。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是西方大学教育十分注重的。因为知识性的东西，学生是可以通过看书去了解的。关键是要在这些知识中形成一种理论性的东西。老师提前给学生列出参考书目，学生认真准备。在课堂上老师不一定讲很多，只是一个引导，来让学生自己讲，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题报告，并不是书本内容的简单重复，而是要从看过的材料里面讲出自己的看法。所以学生不光要看原著，还要看别人对它的评论，然后才能高屋建瓴地谈出自己的观点来。作这样一个报告，用自己的语言讲出来，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问题讲清楚，就要用最简练的语言和最令人信服的表达方式，这培养了他的语言能力、思考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训练。所以我印象里国外学生的口头能力很不错。
我在中国大学，用在德国学到的方法教学生，特别是给研究生上课。但是在这过程中遇到很多具体的难题，比如说我开出书单来，在图书馆不一定能找到。而在国外，只要教师列出参考书，图书馆就必须保证有书留在书架上，提供给学生。师生间的配合和要求的明确化，这些方面我觉得西方大学整体要比中国大学强得多。
大学课堂教公共英语是一个失败
我们的大学课堂里教公共外语，这是一个失败。学生在这上面浪费了很多时间，而且很多人还没学好。按理说，中学就应该把外语学好，高中把语法都学完，到了大学阶段学生就有能力运用它来做基本的阅读，把中学学的外语巩固和提高了。美国中学要求学生学一门外语，到大学就不用再学公共外语。中国的大学等于是重复了。中小学把外语加强，大学的公共外语完全是没有必要的。这样学生就完全可以把时间用在专业和打开专业界限上。
大学的基本功能是奠定知识基础，而不是专修一门。而中国的大学有些是学得非常专，但是知识面非常窄，学中国文学的对外国文学知之甚少，学哲学的不知道文学，学理工的对人文社科知之甚少……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中外沟通中，有些人把孟子翻译为孟修斯，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就是因为他们本身专业知识有限，而知识面又太窄，不能从自己的专业走出来。单学一个专业是学不好的，像比较文学这个专业，在国外大多数大学是本科没有的。法律专业也是，都是到了研究生才有。这些专业特别是要求学生的知识面要开阔，比如说法律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开阔的知识面，是做不了律师的。我认为，打开知识面是大学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培养批判性思维
总的来说，中国的大学教育还是以“满堂灌”的知识教育为主，而西方大学主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只能全盘接受知识的人，不是现代大学培养的目标。因为知识是方方面面的，但是你怎么看待这个知识是需要你学会一种分析、批判的思维能力，所以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必需的，特别重要。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是西方大学主要培养的能力，当然中国的大学现在也在开始培养，但是我觉得还是差得比较多。
无论是对国家，对个人来说，还是对教育本身的发展来说，培养批判性思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都会使人受益匪浅。大学教育是让一个人能独立思考，能真正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的，而不是成为某个利益集团或者某一群人或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各种各样的信息中作出判断，找出哪些是更接近事实真相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知识。我们老以为知识就是书本能告诉我们的，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知识。但是我们往往又把知识和真理联系起来，然而知识不一定是真理。所谓真理，英文叫TRUTH，实际上就是真实，就是主观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尽可能地吻合。
作为大学生来讲，他应该学会怎么来判断什么是真理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知识。我们知识分子追求的应该是真理，是主观和客观的吻合，这就需要我们在大量的事实中判断，就需要批判性思维。
《科学时报》 (2011-08-04 B4 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