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挂科、四级考试也未通过的邵周成，因为近八万字优秀毕业论文《时空观与物理学》，促使成都理工大学破例，将在公示无异议后即授予其学士学位。
如果没有姚圣国教授在例行的论文抽查中慧眼识珠，并敢于和甘于为一个从未谋面的学生建言争取；如果没有院系老师为其奔走，没有教务处的多次专题讨论研究，或者学位委员会在审查中出于统一标准而不准予其毕业，那邵周成将注定拿不到学位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惜才爱才的教授，开明宽容的大学，同时还看到了制度和程序为“特殊的学生”提供了通道。如果说曾经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钟书能够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是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个人行为，今天的大学能为一个普通学生如此“兴师动众”、层层把关，还得益于“复议程序”和制度建设，得益于社会观念越来越开放、包容，这些都将有利于多元化的人才评价机制逐步形成。
当然，但凡“非正常”事件，自然容易引起争议。校方也曾担心正常的教学秩序会受到冲击，或可能助长学生的偏科倾向。姑且不论整个社会对英语如此重视是否合理，即便英语成绩已经可以决定一个人能否获得学位证，也不能阻挡一个人对其所在领域的探索渴望。邵周成的“非正常”并不仅仅是英语四级未通过和英语必修课挂科，还体现在明知毕业无望的情况下，他对毕业论文的认真和重视程度远远超出多数本科生。“为了给自己的大学生活一个交代”，这样不功利的态度更是难能可贵。
尽管有担忧，学校最终还是选择了“不拘一格降人才”。从传统的理解来说，“格”是正常的规范秩序，“不拘”意味着突破，但在今天，也应当意味着另外一种“格”的建立，那就是为特殊的人才提供成长的空间和突围的路径。可以估计，邵周成不是最后一个“非正常毕业”的学生，但这样的学生也并不多。如果媒体善加引导，同时校方能够严格把关，制度的完善和程序的完整公开自然会为公平决策提供保证。
邵周成将要离开校园了，这也让我们想到那些还在接受教育的孩子。我们常常看到，某中学对某些有特殊才能的学生施予特殊照顾。但是，如果这些个案不能推动新制度、新机制的建立，那他们依然只是体制的“漏网之鱼”，更多的“小鱼”也不得不受困于现有体制，渐渐失去灵性。当他们走出校园，也许会发现分数都是“浮云”，人生从没有“标准答案”，当下社会对人的评价方式已经如此多元。因此，无论在人才选拔、培养还是评价方面，理当以制度的革新切实保证人才成长的空间。
是金子总会发光。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会用自己的“特立独行”让追逐“主流”的人汗颜，如在充满“复制粘贴”的本科毕业论文中，邵周成那沉甸甸的与已有文献重复率仅2%的毕业论文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本科生的“非正常”毕业，无论是对邵周成们，还是对“主流”人群来说，正面效应应该都会大于负面效应。（作者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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