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校长视为校园里“行政”的象征，本身就是一种特别行政化的思维
近来媒体突然关注起大学校园里的学术决策问题。针对我们大学里“行政干预学术、挤压学术空间，用行政手段处理学术问题的弊端”，颇有人主张强化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后来有大学校长退出了学术委员会，被视为“去行政化”的典范，甚得媒体称赞。
然而，大学本是教育和学术机构，那里到底有多少行政？校长是主管教学科研还是行政？曾在大学念书的媒体人，不妨先稍事斟酌，再唱赞歌不迟。进而言之，把校长视为校园里“行政”的象征进行约束，究竟是一种去行政化的举措，还是一种特别行政化的思维？我是有些困惑的。
我们现在的确充斥着把校长“行政化”的思维，特别能体现中国特色（别处就少见）。不仅校长，院长、系主任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行政化”了。一个最直接也最明显的象征，就是现在通行的任期制。有的大学明确规定校长任期不能超过两届，有的虽无明文，却以不成文的方式执行着。更有大学明确规定：院长、系主任也只能任两届。这背后潜藏的思维，当然都是把这些位置视为官位，所以要按官场的方式处理。
群众的眼光是很起作用的。很多时候，被他人视为“行政”人员，似乎就不能不真管行政；行政管多了，可能渐渐淡忘了自己本来是当管教育和学术的。且若被人人看作官员，而自己的行为太无“官象”，可能会觉得有些让人失望。结果，尽管本非“行政人员”，为了不使自己对不起自己，也不让人失望，遂不得不“行政化”起来，不知不觉中也就拿捏起官场的身段来。我们常责备有些担任管理的人“一阔脸就变”，却不知这里也有我们自身的贡献。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个经常被重复的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我曾说，一位希望能对学校建设有明显贡献的校长，若任期最多不过八年或十年，则不得不产生立竿见影的思虑，其规划自不能太久远。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按我们现在的官文化，一位平庸的校长，只要不犯错误，也照例会做满两届的任期。这对一所大学的危害，实在不比优秀校长离任更小。
在一所大学里，校长的作用不能轻视。校长不是，至少不仅是校园“行政”的代表，而是涉及教学科研大方向的决策人。我们的校长本是一个在校内也上有集体领导的“负责人”，若再加一个多学科综合代表会议对其“约束”，他怎样决策？决什么策？
我的看法，目前大学里的学术委员会，不啻一个多学科综合代表会议，未必真能解决学术问题（详另文）。即使我们坚持这种由委员会决定学术的体制，校长也不必退出。今日的校长多数都是院士或学科带头人（现在大学党委书记也多半是学术带头人），一位学有所长、肩负重任的学者，为什么要回避学术决策？
集众性学术问题的“解决”，当然涉及权力。大学里一个任期较长、成员固定的常设学术机构，有校长参加，应可强化决策的推行。而校长参加了，委员会也未必就会成为代校长立言的机构。我们千万不要仿效“不仁者见不仁”的取向，把那些学术委员都预设为一群当着校长一套背着校长一套的小人。若真如此，我们还能期望这些委员有什么建设性的作为吗？那就不是校长应否退出学术委员会的问题了，而应当先改组学术委员会，把那些可以在校长面前说“不”或说“是”的人吸纳到学术委员会里来。
按照现在流行的“行政化”思维，若因校长代表“行政”故应退出学术委员会，那副校长呢？院长、系主任及其副职呢？这些人都退出各级学术委员会后，学术在校园里的影响力就能得到强化吗？又能得到何种程度的强化？若是校长一人退出，而上述这些人仍在（甚至基本由这类人组成），似乎表演性质大于实质。今日官员的表演已渐成常态，但大学非官场，恐怕不必效尤。
简言之，大学校长参与或退出学术委员会，若是个人行为，便无需大书特书；若要提倡校长群体退出，最好先有所论证，再付诸行动不迟。大学里需要的是建设性的改进，与其思考或推动什么人“退出”这类象征性的表演，不如思考目前这种学术委员会是否必要。若不必要，怎样在学术决策中真正发挥学术的力量？如果必要，则其怎样运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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