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宇蒨找到了何泽慧当年执意从云南带回的那根“拐杖”。
潘希/摄
位于北京中关村北一街科源小区的14号楼是一座普通的灰砖小楼，但对于中国的科技事业来说，这里并不平凡。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招贤纳士所建的几座“特楼”之一，曾经居住着钱学森、贝时璋等许多上世纪50年代学成归国的著名科学家，其中也包括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一家。
人们曾经送给何泽慧一个称号：“中国的居里夫人”。而她的丈夫，正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
“我们一家是1955年搬到这里的，我母亲在这里住了50多年。”何泽慧的二女儿钱民协一直陪母亲走过了最后的岁月。房间内的陈设一如1955年搬来时一样，几十年来没有什么变动。
从2005年到2010年，温家宝总理先后6次来到这里看望何泽慧。钱民协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回忆说，尽管在1992年父亲去世后，单位几次来说可以搬到条件更好的院士楼居住，但都被何泽慧拒绝了，原因在于“放不下对父亲的思念，他们一直生活在这里”。
在家中设立的灵堂上，墙上彩色照片中何泽慧亲切的笑容与布质沙发、木头书柜、老钢琴等家具映衬在一起，让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又回想到何泽慧在世时的情景。
“母亲走的时候很安详。”6月20日上午7时39分，在女儿钱民协、儿子钱思进的陪伴下，何泽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她在医院住了100天，最初是因出现呼吸困难，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肺部有积水。她走之前那晚是我在陪护。”钱思进是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因为长期受父母的熏陶和影响，他从最初学习的化学专业转而投向更感兴趣的物理。
根据儿女们的回忆，在身体尚可时，何泽慧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她工作惯了，喜欢到办公室去。”钱思进说，单位每次会派一辆小巴车来接送，“母亲很喜欢坐小巴车，可以跟同行的同事一起聊天，了解各方面情况。”
直到耄耋之年，何泽慧仍然坚持全天上班，关心中国高能物理和核物理事业的发展。在2006年92岁时，她不小心摔断了腿，但痊愈之后照样去单位。“到去年还是一两个礼拜去一次，不愿意在家。”
中科院院士陈和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2001年陪同何泽慧一起去参观神舟二号发射场，她当时说自己个子小，可以做宇航员。“那时她已80多岁了，还非常有科学雄心。”
从中关村的家到玉泉路的中科院高能所，何泽慧还经常挤公共汽车去上班。
“她的生活非常简朴，衣服上都是补丁，穿的是解放鞋，有时候就在单位食堂买几个馒头带回去吃。”陈和生评价说，何泽慧完全淡泊名利，不求任何享受。
在何泽慧家走廊过道的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记满了电话号码，多是同事、学生或生活起居中要用到的。
“在家里，她就是一位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老太太。”钱民协说，何泽慧在家中从来不谈及学术话题，也不看专业书籍，“她屋子里没有学术方面的书，所有的学术书籍都在高能所”。
而且何泽慧从来不看小说，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养生、烹饪书籍和地图。“这点与我父亲完全不一样，父亲是什么小说都买来看。”钱民协说。
前来吊唁的人中，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马宇蒨与何泽慧一起共事了30多年。
“1996年，我们在大理开宇宙线会时曾游苍山，室里一位年轻人在山上为她找到一根树棍做拐杖，虽然没有手把，但当时很有用。她很喜欢那拐杖，回北京时要带走它，留个纪念。”马宇蒨在何泽慧的卧室中又见到了这根拐杖，“当时机场的工作人员不让她随身带，何先生不放弃，我硬是加办了托运手续把这棍子托运到北京。这是我有生以来托运过的最轻最小的行李。”
在马宇蒨看来，何泽慧不仅对科研有着永远的热情，对生活也充满着永远的童心。
中科院院士李惕碚在2009年庆贺何泽慧95岁华诞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何先生那里，科学研究就是探索自然的本来面目，如此而已。权位和来头，排场和声势，以及华丽的包装，对何先生都没有作用；她会时不时像那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冷冷地冒出一句不合时宜而又鞭辟入里的实在话。
“这几年温总理来拜访和看望，让更多人知道了何泽慧的名字，而她本人是十分低调的，家里也很少来那么多人。”钱民协说，母亲的最后这大半年以睡觉为主，会遛遛弯、写写字。“和母亲在一起的每件事都在我脑子里，没有什么最深刻、最感动的，和普通人一样，都是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科学时报》 (2011-06-22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