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方
毫无疑问，建国以来，我国的医学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无论从各级医学院校的数量、规模、覆盖面、硬件设备、资金投入来看，或是从产出的人才数量、医疗水平、科研成果、社会效益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我国的高等医学教育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问题究竟在哪里？
首先，对医学的本质和特点的认识可能还不够深刻，这对医学教育质量有直接影响。医学是一个一端连着社会众生，一端连着尖端科技的极为独特的学科。无论中外，医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职业，要求从业者对患者有高度的同情和关爱，高度的服务牺牲精神和崇高的道德操守；但另一方面，医学的社会性又决定了医学可能比其他行业更容易受社会风气潮流和流行价值观的影响和腐蚀；当下并不鲜见的部分医生不顾患者安危、违反医生起码道德准则而追逐利益的行为，就是明显的例子。
医学的另一端连着尖端科技，高科技的应用越来越成为医学的重要内容，对医学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片面重视尖端技术，忽略基础教育、忽略整体、忽略培养综合运用知识能力的现象；随着科技含量的提高，一些医院已变成“由高科技驱动的、计算机控制的、非个性化的、匆匆忙忙的、‘高通量’的病人工厂”（引自美国医师协会医学教育丛书《学术性医学中的导师制》，2010，第6页），出现了医生和病人的距离越来越远的倾向。这样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或许能成为一个能工巧匠，但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医生。
教育领导者和教师必须加强对医学本质和特点的认识，通过深入研讨，将具体对策切实有效地（而不是表面肤浅地）贯彻落实到医学生教育和课程的全过程中。目前看来，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教育理念，这对医学教育质量也有直接影响。北京协和医学院在90多年前制订的办学目标是：“（1）可与欧美最优秀的医学校相媲美；（2）提供科研机会，特别是远东特殊问题的研究；（3）传播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
归结起来，就是追求卓越，崇尚学术，服务人群。北京协和医院一位院长在上世纪20年代曾说过：“PUMC（北京协和医学院）应该成为一个卓越的学术中心……培养少数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医学界领袖人物的有天赋的人。”根据这一使命和目标，协和始终遵循着少而精的办学方针，重视科学基础、人文素养、品德作风、实践能力和独立精神，在教学上强调少而精、举一反三、因材施教、精雕细刻、从严执教、三基三严；同时按照美国著名医学教育家A. Flexner一百年前提出的“与综合大学结合”，“把规范的分析问题能力和对自然科学进行整体思考的思维方式放在医师智能培训的首位”，在师资、生源、课程、硬件各方面都以最高标准来要求，因此才可能在短短的28年中（建校至第二次停办前，减去珍珠港事变后的5年）奇迹般地跻身世界第一流医学院，成为中国医学教育的旗舰。协和规模虽小，但一共培养了38位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不包括后来建立的医科院其他院所）和40个学科的60余位奠基人，出现了多项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医学院校都采用同一个标准，主张各类学校根据自己的特点、条件、任务和社会需求确定学校的使命，制订自己的教育方针和目标。但是，时代虽已不同，协和的教育理念、传统和经验对于现代和后世仍将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教育理念的更新对于提高教育质量至关重要。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灌输教育和应试教育，至今大多数医学院校仍然采用灌输知识的教学模式，这种方式驱使学生死记硬背，重知识，轻实践，严重地阻碍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首创精神，需要对教学进行系统性和实质性改造。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多年来，我国在大力提倡教育理念更新，强调各校脚踏实地、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等方面做得并不理想，而由教育部挂帅，在全国广泛开展的教学质量评估，又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主义，其对一些起点比较低的学校在硬件建设和规范管理方面也许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由于实行统一的硬性评比标准，实际上助长了平均主义和千校一面的倾向，扼杀了各个学校的个性、特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对高水平学校建设的长期效果则还有待历史的检验。
最近流行的医学院校全国性技术大比武在提高学生基本技能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提高教育质量的手段一定是多元和系统的，还应该鼓励各校把更多精力放在切实优化整个教育过程和每一个教学环节上，放在加强对学生的密切接触、深刻影响和个性化指导上。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优秀文化的传承，这对医学教育质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高等学校，尤其是名牌大学，“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阳光和空气，这就是学校的理念、价值观、传统、作风、特色、学术环境、榜样、氛围、人际关系等。这些因素决定了学校这个熔炉的正面或负面的性质，因而是需要教育领导者大力扶植和悉心呵护的。
这也是“钱学森之问”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优秀文化的传承离不开优秀教师和学生亲密接触、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过程，其中导师制起着重要作用。爱因斯坦有一段精彩的阐述：“教人一个专业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学生能获得、理解并对于价值有生动的感受……这是需要从与教师的个人接触中，而不是通过教科书所能得到的。主要依靠它，组成并保存了我们的文化。”
还有些教育家指出，“教育不是装满一个桶，而是点燃一把火”；“导师制是一个载体，通过老师—学生或导师—被指导者的关系，职业价值在年轻人脑海中烙下深深的印记并代代相传”；“正如基因是把生物物质从一代传给另一代的单位，‘meme’（一种文化信息单位，如概念、信仰、实践等）是珍贵的实践和价值观在不同世代间进行文化传承的单位，是在各个世代间传播理念、价值观和信仰的基础”；“导师制是一个关键性通道，通过它可以留下一份有关价值观的活的遗产，同时塑造一个（职业）领域的未来。”
北京协和医学院长期以来对刚进入临床的医学生实行一对一的导师制，既传授临床知识和基本功，指导临床思维过程，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医学生进行价值观和职业精神教育，这是一项育人、特别是塑造灵魂的工程。希望能有更多医学院校能以导师制的方式对医学生进行教育。
八年制本来是一个培养拔尖医学人才的学制，在长达87年的时间里，中国曾经只有协和一所学校长期不间断地实行八年制。2004年，突然增加为8所学校实行八年制，以后又陆续增加到现在的十几所，说明我国一流医学院无一例外地都对八年制医学教育有极高兴趣而趋之若鹜。
我认为，适当增加八年制医学院校的数量是应该的，但根据中国现在的国情，果真需要这么多长学制医学院校吗？到底为什么要办八年制？有没有对八年制的教育理念、内涵和目的进行过认真深入的研讨？这样一哄而上，是提高了教育质量还是降低了八年制的标准？这里有没有一些急功近利的色彩，例如用医学博士学位来提升学校等级和声誉，以吸引和招徕学生？有没有为了迁就社会潮流，在医学生阶段提前进行专科培养，以促进和扩大自己毕业生的销路？（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是六年制，而且恰恰和八年制重基础的理念背道而驰）。现在八年制医学院校的办学理念相当混乱，正好说明转变教育观念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高校和国外大学最主要的区别是，国外是教授治校，而我们则是行政化管理或“大学行政化”。行政化管理体制是和大学精神相违背的，它给予少数领导人太大的权力，限制了学术自由和学术发展，不能最大程度地把教授们的智慧、学问、远见卓识和积极性发挥出来，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把学校变成一个官僚机构，已经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还未能从战略和历史的高度来充分认识进行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往往只停留在完成某些具体的教学任务和改革上，而没有切实落在更新教育理念、优化教育过程、提高学生的发展潜能、培育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和职业精神上。我们的教师队伍和课程体系建设还相当滞后。我们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还有很大距离，对于教授治学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准备，至今学校的大部分工作还停留在行政化运作的水平。我们还需要努力再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思想境界和大学文化环境。
（作者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学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科学时报》 (2011-05-26 A2 观察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