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翌霖
去年中国SCI论文数跃居世界第二，EI（工程索引）论文早就是世界第一了。不过，论文的品质一直是令人忧虑的。例如中国SCI论文的平均被引率仍然在一百名开外。许多论文只是追随学界热点的跟风之作，有些论文则是一篇拆成几篇发表。令人堪忧的是，SCI在西方只是一个衡量标准之一，用到中国来却几乎成为唯一标准。
这种情况类似于三聚氰胺的出现：我们用氮含量作为指标可以来检测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如果大家都是把它当做一个额外的检测手段，这个手段一般而言是准确的，而且本身没啥坏处。但是如果是大家都为了追求指标而追求指标，而不是为了蛋白质而提升指标，怪现象就出来了，三聚氰胺这样的问题就会在中国出现。
又好比说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要减肥，那么有一把秤时时来帮他衡量体重状况就会很有帮助，但是如果说他的目的是要“看到秤上的数值变小”，那么他就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身体而想方设法在秤上做手脚去了，即便说难以在秤上作弊，也总可能有其他异化的手段，例如你可以干脆剁掉一条腿，保证读数降低，但这和健美身体的初衷就南辕北辙了。
SCI和GDP等衡量指标也是类似的道理，西方人看重它，根本目的是学术影响力而不是引文数据，根本目的是发展经济而不是GDP增长率。所以在西方对衡量方法的重视从来没有异化到中国这样的情况，即衡量辅助手段反过来变成了最终的结果，最重要的学术写作和学术交流本身倒成了手段了。
因此，且不说重大的基础科学成果出得不多，即便出了这样的成果，我们必然会主动第一时间把它发到SCI上，从而为全人类共享，最终从中开发出实际的经济利益的多半是西方或日本。结果是，即便论文数量数一数二，“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依然达50%以上（发达国家均在30%以下，美国、日本则仅有5%左右）”。
事实上，理论突破只是科技创新的第一个环节，理论成果只有经过了复制、转化、推广和产业化等等一系列环节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一次“创新”。后续的这些环节需要更大的投入，但并不要求发表论文，在中国始终缺乏足够的重视。
当然，学术的追求本来应该是纯粹的、超功利的，但是大量发表SCI论文的并不是那些真的淡泊功利、超越国界的人，事实上那些拼命发表论文的人大多都是被逼的，为了追求（个人的、学校的、国家的）名声和利益才要发表SCI的。
既然要讲功利，那么就该算清楚这笔账——在不重视二次研发和市场开发的情况下，为了英语读者发表大量原创性SCI，对目前的中国而言除了是打肿脸充胖子之外毫无益处。
当然，对“唯SCI主义”的反省和批评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为什么就是扭转不了呢？因为SCI在中国扮演着一个对学者的水平进行衡量的尺度。要公平公正地衡量学者的科研能力，用精确而客观的数据是再好不过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于是SCI指标就像高考制度那样，虽然饱受诟病，但仍然不得不贯彻坚持，因为没有人敢反对它所保证的“公平”二字。
但是为什么那些同样讲究公平和法制的西方国家，却并不需要，或者并不那么看重类似的衡量指标呢？
首先或许是中西方关于公平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中国人往往把公平看做一个结果、一个标签，或者一个最终输出的数值。但西方人更看重的是循之达到结果的“程序”。中国人做一件事情如果结果是好的，那么手段变通一些、取巧一些、强硬一些都可以，但西方的法制就更讲究程序正义，再好的事情也得通过一定的流程办才行。国内高校的一些运转程序始终都不明晰，而又要保证评审的公正，就只能引入一个外部的标签了。
其次，学术界在西方历来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学术界内部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学者的地位在学界内部就会受到足够的考验和评判。这种学界内部的远不只是指匿名的“同行评议”，更包括公开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任何人的学术成果都会摆在明处让同行随时去“攻击”，优秀的成果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在广泛和自由的学术交流环境下，优秀的学者自然会崭露头角，鱼目混珠的人自然也会最终身败名裂。
而现在的情况仍然是，中国人并不关注学术交流的过程，还是只关心最终的学术地位。如果某个领域国内的同行太少，交流不起来，那么当然可以用英语发表论文和国际同行交流，但是如果始终只面向英语读者发表文章，那么即便国内的“同行”再多，也难以形成一个健全的交流环境了。
当然，当务之急并不是在国内建立一个类似于SCI的评价系统，人文学科已然有了这样一系列国内的“核心期刊”。但如果人们的根本目的始终只是为了SCI数值而去发文章，那么即便是用母语发表也不会多大地促进学术交流。发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于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力，而不是在于获得一个衡量数值。
只有端正了目的才可能改变科研环境。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根本取消SCI或类似SCI的评估方式，选拔和任用时的评估工作让各院校和机构的学者进行自治表决就可以了。只要学术圈拥有足够的自治权，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又得以持久和充分地展开，学术评价的公正性最终还是会得到维持。学术环境最需要的并不是抽象的公平，而是自由和交流。不要让“公平”成为止步不前的借口。（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
《科学时报》 (2011-04-28 A2 观察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