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李培根
自主创新已经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基本国策之一，今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必须有赖于自主创新。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有了极大提高，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取得了可喜的创新性成就。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虽然缩小了，但并未有实质性改变。近十来年，我国政府科技投入的快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绝大多数有研发能力的科技工作者似乎都能感到，经费已经不再是他们研发活动取得成效的制约因素，至少不是主要因素。那么，制约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这里仅就涉及自主创新生态环境的产业、政府、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若干问题作一些探讨。
产业环境
政府强调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企业是创新的需求端和完成端，即创新的需求源自企业，创新的完成和实现也在企业。这大概也是为何熊彼特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的理由。问题是，很多企业忘记了这句话延伸的含义：企业是研发的投入主体。近些年，我国若干重大专项、支撑计划、“863”计划等的投入都面向企业的需求，有些企业热衷于争取国家经费，以减少自身投入。少数企业拿自己已经计划或正在进行的产品（市场中已经存在的）开发项目去获取国家科技经费，使自身在该项目上少投入甚至不投入。企业的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利于其自身的自主创新，国家也不应该鼓励这种现象。另外，从熊彼特的创新意义（“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上看，目前我国很多企业正在进行的，还不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自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
一些大企业认识到研发的重要，也较重视对研发的投入。然而，因为自身有比较强的研发实力，所以不大重视和大学以及研究院所的合作，其研发基本上封闭在自己的研究机构中。这也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原因有二：其一，外部研究单位总会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对企业而言的比较优势；其二，如果企业的研发比较封闭，其自身研发队伍的能力有可能逐步退化。这两种情况显然都不利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企业的研发应该有一定的开放性。
政府环境
我国政府近些年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也颇有成效。但还存在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科技“政绩意识”太强。
科技发展也受一定的规律支配。虽然经费投入以及方向的正确选择有可能大大加速科技的发展，但科技发展本身的一些过程却不能缺少。某一个过程历经的时间可以缩短，但不能没有。政府的科技支持模式中却明显存在试图跨越某些过程的作为，以期尽快取得“政绩”。如很多项目中，大量经费直接投入到产品研制，跨越了基础及应用基础方面的研究过程，其效果可想而知。
“政绩意识”使得一些科技部门的负责人重视竞争中技术，忽视了竞争前技术。这是因为竞争前技术要取得实效，需要较长时间，而支持竞争中技术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填补国内空白”。
问题是，重点支持竞争中技术就注定了不大可能有原始创新。
“政绩意识”常常使人们过分关注“显示度”，重视“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尤其是大的装备），而忽视基础和应用基础的研究。如过分重视重大装备本身，而轻视功能部件及其技术的研究。对于国家某些重大科技项目，时常会听到一种声音，即用“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进行科技攻关。殊不知，那种举国体制的成功是在特定时期，而且只能针对那些绝对在市场上买不到的产品。如果滥用“举国体制”，绝对不利于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
尽管强调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但“政绩意识”必定导致事实上的“政府主导”体制。更有少数人觉得应该由政府主导自主创新，因为我国已有很多成功的经验。然而，需要引起人们高度注意的是，以前靠“政府主导”模式取得成功，并不能推断今后也应该如此。在基本无自主创新的时期，“政府主导”模式会快速见效，但当国家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继续“政府主导”反而会阻碍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科技经费的分配中有时可看到一种“赢者通吃”的现象。某一单位或研究者在某一领域有特别强的实力或特别大的能量，于是乎国家的经费高强度地对其投入，来自于不同部门或不同名目的经费加乎其上。如果他们忘乎所以，还可以在某些他们未必有优势的方向上也争取到一些大额经费。若有此种捷径可走，对中国足球只要加大投入集中培养两三支足球队，使其达到世界水平，以我泱泱大国之财力，让中国足球领先世界又有何难？——断不可能。一定要在一个广泛普及的基础上，各种层次水平的队伍相生相长，方可滋生出高水平的队伍。
科技也一样。如发动机的研发，仅靠一两个实力较强的队伍是难以使我国的发动机研发提升到世界水平的。重点支持是可以的，但支持政策必须能够维系在较大范围中形成若干有相应研究能力的小组，他们还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相互竞争。否则，如果仅支持那么一两个，其他本来差距不太大的队伍由于得不到支持而使其研发能力迅速退化，如此不可能形成好的研究生态，自然也不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教育环境
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绝对与教育相关，尤其从长时段看。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其实指出了我们的教育环境还不那么适应创新能力的培养。
首先，我们的教育没有真正地面向人。中学是面向应试的教育，高等学校更多地面向专业。如果说也面向人，那是面向了抽象的人、模式的人。教育没有足够重视如何开启学生的潜能，如何让学生自由发展，如何使学生彰显他们的个性。而这些特质恰恰影响学生的创新能力。
其次，我国的高等教育开放不够。大学与企业间的相互开放不够。近年来，由于学校内实践条件的改善，大学生的实践活动更多地限制在校园内；企业对高校研究的投入还显得短视，对大学生实践活动缺乏相应的支持。学生接触社会和企业的机会很有限，自然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毕竟社会和企业应该是多数创新活动的需求端。工程教育中，很多课程内容甚至滞后于工业的实际进展，更遑论创新能力的培养了。问题也出在教育的开放不够。
第三，当今高等教育的环境太功利，大学中研发活动的功利因素太多。学校和教授不得不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到增加收入方面，因为国家规定的收入实在太低。收入的多元化使得教师的教育和研究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功利成分。如果教授们的研发活动主要是“功利驱动”而非“兴趣驱动”，如何提高国家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这种现象不仅影响教师本身的研究水平，而且还会影响下一代的价值观，危害更大。
文化与社会环境
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还受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华民族有光辉灿烂的文化，然而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文化中也有某些消极因素。
“唯上”的文化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科技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在科技领域唯学术权威和官员。一些学术权威、专家在国家重大科技方向的决策以及重要课题的争取或评审方面存在过大的话语权。更有甚者是唯官员。若某一领导在某一大问题上表达过意见，下面自然把意见变成指示，即使有很多人持有不同观点也枉然，甚至连充分讨论的气氛都不会有。客观地说，此类现象倒不是制度使然。甚至领导内心里并无一定要坚持自己意见的想法，但是唯上的文化和官场中的“讲政治”风气便是上述现象滋生的土壤。
“求是”是创新文化的基本要素，而我们的文化中始终欠缺求是的精神，尽管党一直提倡“实事求是”，尽管很多学校甚至把求是作为其校训。此种状况一方面乃传统文化影响，如徐光启言西学胜于中学之重要方面在于西学善言“所以然之故”，而中学“言理不言故，似理非理也”。另一方面乃由于现实中缺乏讲真话的氛围。若真话都不敢讲，谈何求是？若求是不能成风气，何以真正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
至于说社会中存在的某些庸俗习气乃至潜规则，已经在破坏着国家的自主创新生态。如关系文化就极大地腐蚀着我们的科技队伍和污染着自主创新生态环境。当有些正直的人甚至为谋求公平也不得不拉关系时，说明生态已经被严重污染了。需要谨防某些风气变成“潜规则”，甚至变成一种文化。目前的科技环境中，某些不良风气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就是因为已经开始形成潜规则。客观地讲，现今绝大多数领导都非常有能力、有思想，都能看到很多问题。但是每个个体的领导在风气、潜规则和文化面前似乎显得太渺小、太无奈、太无能为力。
或许有人会问，说了那么多问题，能拿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吗？笔者的确无灵丹妙药。隐隐觉得先建立起一个公开、质疑与批评的环境是必要的。在阳光下晒一晒，有些东西一经晒可能会发臭，干了就好了。
对权威的歌功颂德永远比批评来得容易。
《科学时报》 (2011-04-27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