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将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鹿鼎记》开始。在金庸先生“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武侠小说系列中，《鹿鼎记》的时代背景是清初，最接近现代，同时小说系列中的武学已经呈现出全面衰落之势，令狐冲的武功在这部小说中已经成为传说。

 

在《鹿鼎记》中，一名十几岁的孩子，经过不到一个月的训练，就能用手枪威胁一位花四十二年（少林寺史上用时第三短）修炼出“一指禅”的禅师。这个情况和俗语“天道酬勤”显然大相径庭。

 

如果我们把一指禅作为冷兵器时代的最高功夫，那么为什么一个人四十二年的艰苦学习和钻研，仅就实战效果而言也许比不上热兵器时代最简单的功夫——子弹呢？如果仅仅是两个人比试一下，胜负也许并不那么重要，但如果是国家之间呢？即使我们全国人民都掌握了一指禅这样的神功，与子弹相遇，国家之间的胜负又会如何呢？

 

少林功夫背后的世界观和手枪背后的世界观，其实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可以被称为范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少林功夫背后的范式称为功夫范式，将手枪背后的范式称为子弹范式。功夫范式与子弹范式相遇，在电影“火烧圆明园”中有着精彩呈现。

 

“范式”一词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关键概念，该书首次发表于1962年。构成一种范式的是某一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们所采纳的一般性理论假定和定律，以及应用这些假定和定律的技术。范式包含三个重要部分，第一部分是明确陈述的基本定律和理论假定，第二部分是将基本定律应用到各种不同类型境况中去的标准方法，第三部分是一些非常一般的形而上学原则和方法论规定。一门成熟的科学是由一种单一的范式所支配的。简单来讲，范式就是教科书中讲的东西。

 

我们的中学和大学教育通过课程学习，使得学生熟知了现代各种学科的范式。在本科生参与科学研究、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过程中，学生在对某一范式内的工作已经十分熟悉的导师指导下，通过解决问题，进行实验，最后再完成一项研究，这个学生也会十分熟悉目前范式的方法、技术和标准。

 

库恩这样描述科学进步的图景：第一步由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范式逐渐明晰，科学家在范式内从事解难题的活动；第二步，由于根本性的难题不能解决，发生科学危机；第三步，危机阶段后产生科学革命，旧范式被新范式革命性地替代；第四步，由科学革命进入新的常规科学阶段，新的范式已经确立。在以上科学进步的图景中，库恩指出一种危险：如果所有的科学家都曾经是并仍然是常规科学家，那么某一特定的科学就会囿于某一范式而不能超越它而进步，这是一种严重的缺陷。

 

返回到功夫范式中，我们知道在功夫范式中沉浸越深者、那些四十几年习练一指禅者，就陷入功夫范式越深，他们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创造出子弹范式，创造出有关火药的现代化学知识、有关弹道的力学知识、有关铸造的材料知识，有关扳机和撞针的机械知识。在功夫范式中沉浸越深者，越不愿意、也难以推翻旧的范式并创造出一种完全不相容的新范式取而代之。

 

这里，我尝试提出一个新词，就是范式陷阱。也许在旧的范式中学习越多、掌握更加精确、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人，陷入旧的范式陷阱越深，越难以跳出陷阱而作出创造。地心说时代的状元们以及其他的成功者（如重大项目主持人），越不愿意、也难以推翻托勒密的天文学范式而创造出哥白尼范式取而代之。这就是所谓范式陷阱对创造性的制约。

 

范式陷阱这个概念，也许会帮助我们理解“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因为八股和科举制度形成了巨大的范式陷阱，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整体深陷其中、心甘情愿地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范式陷阱这个概念的提出，也许会帮助我们找出这个时代在 和技术领域的多个革命性创新者都是大学肄业者的原因，这些人中包括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DELL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戴尔，还有拍出《阿凡达》和《泰坦尼克号》这两部全球票房第一、第二，同时正在引导电影史中3D革命的导演卡梅隆。没有通过现代大学持续深入的学习而陷入既有范式陷阱之中，是他们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前提。范式陷阱这个概念的提出，也许会帮助我们理解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历来的状元就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都不是进士。曹雪芹、蒲松龄都是拔贡。”状元就是在八股的范式陷阱中沉浸最深者，而毛泽东同志提到的李白、杜甫、曹雪芹却都是文学领域的创新者！

 

那么，我们现代的大学教育中，什么样的教育活动有可能使学生陷入现在的范式陷阱中更深，从而制约其创造性的产生呢？这是解答“钱学森之问”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个猜想，也许我们的大学生学得太多了。我这里有个简单的表格（见后），是我国几所大学本科专业毕业应修的学分要求。

 

以北京几所高校为例，北京外国语大学应用英语专业毕业的教学计划（2001年）总学时数是3260，按15学时＝1学分折算学分接近217学分；北京联合大学的毕业学分要求是200左右……

 

在此，我们需要在世界范围内作个横向比较，美国的大学在可比情况下（学时学分对应数可比），本科毕业学分要求一般是128学分左右，日本2000～2010年间已经有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本科毕业学分要求一般在124学分左右。横向比较，我们的学生确实学得太多，这也许使得他们陷入范式陷阱越深而难以有创造力的原因。

 

在此，我们也需要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作个纵向比较。大家常常回忆西南联大时代，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创造型人才我们现在的大学还无法超越。2009年，全国号召向吴大观同志学习，这位航空发动机专家却是西南联大1942年航空系的毕业生！这不免让我们汗颜。根据当时教育部颁布的《大学文、理、法、农、工、商各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施行要点》，当时本科毕业应修的学分数是132学分左右。这个数字与世界非常接轨！

 

没有培养出创新人才，是因为我们的学生学得还不够多吗？他们对现有知识的掌握还不够精确吗？于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种思路，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学得更多，把知识掌握得更精确，基础要扎实！要加强基础！许多大学现在办试验班，“单纯加法”的思路依然如故，福建某高校试验班一二年级教学计划的学分安排总和就达到125学分！朱清时院士坦言，自从卸任校长后他才把问题想得更清楚。“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界有一个观念，认为知识越多，创新能力就越强；学历越高，创新的本事就越大”。朱清时认为，以知识传授型为主的教育方式造成了这样一个怪圈：学校设置的课程越来越多、越学越难，而学生的创新能力反而变弱了。怪圈的原因何在？范式陷阱在作怪。

 

对于以上问题，改革的建议很简单，以减为加。建议教育部出台统一的法规，将本科毕业的学分要求降低到120～140学分之间；在此之前，各个大学可以先行开始减少本科毕业应修学分要求。

 

第二个猜想，也许我们的学生奖励体系，包括三好生评选、奖学金评审、大学新生录取、研究生录取等，都在奖励学习得非常精确、在现有范式中沉浸过深的学生。

 

比如我们的大学积极争取优秀生源。生源是否优秀的标准是什么？主要就是高考分数，分数最高的“状元”就是最优秀的生源。我们可以把这种简单的招生观称为“状元招生观”。

 

在状元招生观引导下，中国几乎全部普通高中都将提高高考成绩、培养出状元以及向清华、北大两校输送生源的多少作为办学目标，因为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也简单地将此作为对中学教育质量的判断依据。于是高考便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今天所有生而处于这个机制之中的个人学习生活，使得高考成为中国少年和中华民族好奇心和创造力的“铁笼”。

 

因而在高考中打破状元招生观，也许才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提倡的高考录取改革方向，是培养创造力的一种方向。

 

再比如我们大学的奖学金体系，学生的学习成绩（有些大学GPA）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有的大学达到评价指标权重的70％以上。我们现行的奖学金体系等都在鼓励学生更深地跳入范式陷阱。

 

如果将我们大学的奖学金从奖励学习成绩，转变为奖励创新，也许有助于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更好地培养出创新人才。

 

总之，创新需要一定的基础，但过多的基础、被加强的基础，那些使得我们的学生全面继承旧的知识体系，娴熟地掌握已经被规范化的技巧，反而会制约创造力的发展。对于“加强基础”的口号，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希望这个概念有助于反思我们的教育活动，包括中小学教育、奥赛、我们的考试体系如研究生专业课统考、我们的奖学金体系等，并能在反思后有切实的行动以有所改变。

 

《科学时报》 (2011-3-1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