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国防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他作为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技术负责人，和许多著名科学家一起，组织领导了我国原子弹及氢弹的研制工作，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的突破及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为铸造和建立我国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朱光亚曾担任过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等职务。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4年12月2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北京联合举行了朱光亚科技思想座谈会。同时，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1945年7月15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伴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原子之火冲天而起，人类进入了核时代。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想搞原子弹，他们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并要求每位科学家再推荐两名年轻助手去进修深造。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和徐贤修，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先，吴大猷则推荐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北宜昌，在上中学时就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时，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吴有训、吴大猷等著名教授，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秘密前往美国，踏上了中国寻觅原子弹的漫漫征途。但让他们未曾料到的是，美国根本就不向任何人开放原子能技术，对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学者也不例外。考察组只好解散，人员各奔东西。朱光亚不改初衷，他去了老师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专门从事实验核物理的研究工作，几年后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从此，他与核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之后，已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李政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当初派的几个人，只有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1949年秋，25岁的朱光亚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1950年春，他毅然回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创业热潮之中。
20世纪50年代初，朱光亚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从事过物理学的基础教学工作。在这期间，商务印书馆于1951年出版了他的个人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大概是国内较早介绍这方面知识的著作之一。这也说明，朱光亚回国后一直没有放弃搞原子弹的志向。
1955年1月，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和核威胁的严峻形势，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号召，决定在苏联的援助下，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朱光亚被召回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了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
1957年，我国核武器研制机构急需一位负责最后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最后决定推荐朱光亚去担任中科院原子能所物理实验室的副主任。26年后的1983年，钱三强在《谈培养学术带头人》一文中，以当年推荐朱光亚为例指出：“他(指朱光亚)那时还属于科技界的‘中’字辈，选他到原子能所，是因为他有以下长处：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他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他善于团结人，既能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第四，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实践证明，他不仅把担子挑起来了，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能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现在他还不到60岁，还可以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培养人才继续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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