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报道《高校跟风大学排行榜，提升排名成校长目标》（见科学网2011年2月16日）。研究者称“单纯对排名位置的追求，可能导致大学行为的异化，使其行为偏离教育的正常轨道”。对于媒体披露的这种现象，估计没有多少人会有异议。自从国内出现大学排行榜以来，不少高校都有过“公关”排名的行为。当然，各个高校“公关”的方式不一，有的是直接的“公关”（对此媒体已有披露），有的是以“请组织排名者到本校作学术报告”的形式进行“公关”。而为了提升本校的排名，不少高校都将“提升排名”写进了本校的工作报告或“‘十二五’规划”，也有高校修改了本校的科研奖励政策，将排名依据的期刊及其他条件作为奖励重点（比如学术专著、“国字头”课题和奖项等）。所以，追求“排名提升”对高校行为的影响已经不是“可能导致大学行为的异化”，而是已经促使了一些高校行为的异化，对高教活动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大学排行榜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在有些国家也曾发挥过较为积极的作用。然而，大学排行榜毕竟只是一种对大学教育结果的有条件的排序，其最初目的只是为了促进高校的国际交流及为中学生报考大学提供参考。但由于大学排名活动本身的局限性及一些市场因素的介入，其准确性、公正性一直备受社会质疑，因而一些世界著名大学都对其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英国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对大学排行榜的批评就曾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引起人们对大学排行榜存在问题的共鸣。她认为，多数大学排名和评估的标准相对单一，却又拥有广泛甚至重要的影响，这对于发展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结构非常不利。如果仅仅以排名来关注大学，就会忽视社会与公众对高等教育的真正需要。

 

然而在我国，虽然有些大学校长由于本校在排名中受到“伤害”也曾指责过大学排行榜，但是许多高校还是非常积极地“跟风”，并且将“提升排名”作为学校工作的既定目标。为了争取“排名提升”，不仅修改了本校长期实行的科研奖励政策（比如许多高校就用排名依据的CSSCI数据库期刊，代替了不作为排名依据的中文核心期刊），而且还遵循“潜规则”向组织排名的机构提供赞助，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坏的影响，也扭曲了高教活动的原则和逻辑。

 

审视高校跟风大学排行榜的主要原因，可见完全是我国高校的行政化体制使然。在这种体制中，大学在本质上并非是一个“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而是承担了社会多项任务、多重职责，体现着多重社会角色的准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在这样的大学中，作为大学人格化代表的不是大学活动的当然主体——教师和学生，而是高校的领导者及其管理机构。他们作为高校活动的实际主导者，其所主导的各种决策和管理原则，并非遵循教育的规则和逻辑，而往往是行政的逻辑和原则。他们作为行政机构中的一个层级，其追求的奖励和提升，并不是教育性的成就和声誉，而是上一级行政机构的赏识和满意。而我国多年来积聚的行政范畴的升迁经验和原则是他们要能够在各自岗位上创造政绩。高教中的政绩是什么呢？可以说就是包括“排行榜”数字在内的各种数字性成绩。既然校长及其管理者们的荣誉和升迁都要依靠政绩，他们的工作就不可能不追求政绩。所以，在我国目前的大学体制下，校长们追求大学排名提升是一种逻辑性的必然。

 

由此想到在好多年前的一个电视节目中，国内某著名大学校长曾经谈到，在第一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审结果公布的前一天晚上，他内心非常紧张，坐立不安，直到零晨3点钟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被告知本校有3篇文章评上之后，才长出了一口气，放下了悬着的心，并且当晚睡了个好觉。按他的说法：“像我们这样的排名前几名的大学，如果在‘优博’中放空，那是没法向方方面面交代的。”可见这些体现政绩的数字在高校领导们眼中是多么重要。

 

然而，诉诸理性的分析和评价，我们不得不说，高校追求“排名提升”行为，既是行政化政绩观的折射，也是一种病态的大学观。大学的目的是培养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是创造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先进思想、意识、理论、文化，而不是与这种大学目的没有关连的、只有新闻意义的“政绩”。大学正常性的成绩，应该是在体现大学本质方面的成绩，比如：在优秀人才培养方面的成绩，在思想、文化、科学、文明创造方面的成绩。所以，这种大学观的盛行，反映了现实大学在理性大学观方面的先天性缺陷，亦即由于我国大学长期没有实行能够保证大学本性的“教授治校、大学自治”制度，大学没有形成和积聚起能够体现自己本性的坚定的教育信念，没有形成大学之为大学的有别于社会世俗的高洁的灵魂和精神，致使大学在教育和研究活动中没有自己的主心骨，只能在社会的浪潮中随波逐流，成为被社会各方面驱使的工具，大学的活动被社会的一个个时期性、阶段性的目标所主宰，变得与社会一样功利和庸俗。而大学现实的领导者们，由于其代表的是社会行政或权力机构，因而他们秉持的大学观，只能是与行政机构相近的政绩观。这种大学观指导下的教育实践，也只能是功利化、技术化、工具化的大学活动，使大学离“培养有教养的人”的本性越来越远，其行政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高校跟风大学排行榜”，在大学实际活动中则必然会形成这样的逻辑：一方面，为了追求数字化的发展，高校中的行政权力更加强势，行政机构及其人员更加高高在上，高校中的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蚀会更加严重，普通教师权利和尊严被漠视的现象会更加普遍，高校的精神碎片化程度会更严重。另一方面，教师们为了完成学校“提升排名”所需要的各种教学和科研任务，会变得更加浮躁和实际，学术腐败特别是隐性的学术腐败现象会更普遍，学生人格教育的空洞化现象会更严重，造成大学中出现更多的“副院长杀正院长”、“24岁副院长”之类的新闻，大学中的各种弊端会更加积重难返，文化生态和道德生态会更加地不容乐观。

 

也是在最近的网络上，笔者读到了《美国名校教授发拒录信 中国留学生诚信状况成隐忧》的文章，虽然该文被有人质疑为前几年的“旧文”，但笔者以为这位美国教授提出的问题仍很有现实意义。该教授在文章中提到，6名中国籍在读博士生曾带着攻读硕博士学位的承诺来他所在的高校学习，为此该校为6人每年支付了大约4.5万到5万美元的经费，更在他们身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们在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后、在找到工作的情况下却背叛了当初“攻读博士学位”的诺言，致使“校方并未获得信誉，因为我们没有培养出博士生，而博士生培养是我们作为研究型高等教育学府的主要目的之一”。所以，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觉得我们被这些中国学生利用了，成为他们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工作的跳板”。“至少在我们系，今后将难以接受中国研究生的申请”。

 

阅读这位教授的信，对比我国高校的现状，笔者以为，首先，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国内的高校中，估计不会有人“大惊小怪”。因为在我们目前流行的极其实用主义的大学观的内涵中，这样的事情是极其正常的。君不见，在我们的有些大学中，为了“帮助”学生就业，学校领导公开要求教师将考试成绩50分以上学生的成绩全部改为及格。对于补考的学生，学校要求教师必须降低标准，务必使学生全部及格。至于学生的品格是否健全、修养是否良好，是否学到了真正的知识和本领，基本上是没有人考虑的。其次，在我国高校中的教师中，是很少有人会写这样的信的。这位教授显然非常热爱自己的学校，并且对自己学校的声誉和品质非常在乎，所以才会写这封信。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这位教授在他们学校中是被非常器重或尊敬的，所以他才有这种主动维护母校声誉的责任感。反观我国高校中的教师，尤其是没有担任一官半职的普通教师是不太可能写这样的信的，因为在目前的高校中，他们本身就是需要别人保护的弱势群体，哪有这样的心思和豪情来申张正义。即使是担任了一官半职的教师，也很难设想会写这样的信。因为他们每天耳濡目染的各种投机取巧、营私舞弊的现象，可能早已磨钝了他的情感和责任心。官场中的种种见闻和教训，更可能会使他们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只有那些能够享受到“教授就是大学”荣耀的美国大学教授，才可能会写这样的信。

 

所以，笔者以为，好的大学未必就是宏观层次上的拥有多少“诺奖”获得者、多少世界顶级大师、多少国家科学院院士，而是在细微处的学校管理者们真正地尊敬教师、爱护学生的行为。只有学校的各种管理机构能够细致周到地为教师和学生服务（其周到和体贴程度之深，往往使被服务者感受不到是服务——一些“海归”介绍的在国外大学中的经历），让他们心情舒畅地工作和学习，真切地感到这个学校就是自己的，自觉地为学校的发展和荣誉贡献力量。这些，可能才是我们那些非常在意“排名”的校长们应该理解，并且身体力行的。教师们心情舒畅了，从事教育和研究的责任心增强了，大学的声誉自然就会提高，排名所需要的各种数据会自然地生长出来，而校长们也能够像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教育家那样名垂青史，被人们传诵和尊敬。为此，校长们需要实实在在地解决目前高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些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恃权对教师逞威风、漠视教师权利和尊严的问题；一些高校行政和后勤机构中盘根错节的“关系户、裙带风”问题；一些高校干部选拔中的任人唯亲问题；一些高校管理中的不负责任、滥用职权、贪污受贿问题等。由于存在着这些问题，因而高校中的风气无法纯正，人际关系无法正常，“教师为本、学生为本”的目标无法实现。这是高校建设、发展、稳定、辉煌的根本，是比追求“排名”更重要的事情。试想，在高校没有本质性进步的情况下，那些没有人心基础的所谓“排名”，即使得到，又有什么意义呢？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1-2-25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