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资助大学开展基础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参与研究的教师的创新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参与研究的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学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有利于动态地了解和跟踪本学科的发展状况，提高自身的研究探索能力，还有利于将研究的方法和探索的精神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周程
在对国家科技体制进行顶层设计之时，需要厘清的问题有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政府为何要动用公共财政资助科学共同体开展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也即，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目的。进一步地，谁应该承担起基础研究的主体地位，大学还是科研院所？
二战期间创建并领导了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的万尼瓦尔·布什于1945年牵头起草了一份题为《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研究报告。在这份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布什强调了基础研究对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价值，论证了联邦政府使用国民税金支持科研人员从事基础研究的正当性。但是，布什的报告并没有解决联邦政府资助技术开发的正当性问题。在强调自由竞争、市场调节的美国，政府动用国民税金资助只能惠及部分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开发是不能被接受的。
布什宣称，基础研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线性关系：基础研究→新概念、新原理→新成品、新工艺→新产业→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源头在基础研究，社会可以通过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从而获得相应的回报。为此，他提议由政府出资成立一个由科学共同体自行管理的科学基金组织以促进基础科学的自主发展。但是，布什站在科学家一侧提出的政策诉求并未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不少人认为即使资助基础研究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增进公共福祉，政府也不应把国民税金直接交给科学共同体自行管理使用，何况政府资助基础研究是否能够获得应有的回报还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
经过长达5年的争论，美国国会于1950年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但该基金会必须接受由总统任命的科学理事会主任及委员来负责管理，以使政府的意志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不过，法案也要求总统任命的科学理事会委员必须能够代表各个领域的科学领袖们的意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之初掌控的经费非常有限，即便加上国家卫生研究院、原子能委员会和海军研究办公室等机构支付的用于支持基础研究的经费，也不算多。当时，美国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只有1%，虽高于1940年的0.3%，但不到1960年的一半。这表明布什的有必要持续大规模地资助基础研究的理念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仍只获得了有限的认同。
美国政府的基础研究投入是在前苏联于1957年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之后才出现显著增长的。本来，前苏联率先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只表明美国在宇航技术开发领域确实落后了，但是科学家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此乃美国基础研究整体落后于前苏联酿成的苦果。当《苏联又领先了》之类新闻报道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媒体上时，美国的决策者们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们意识到如不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显著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美国极有可能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遭受惨败。此时，政府资助基础研究已不只是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层面上的问题了，而是事涉美国国家威信及其社会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问题。于是，美国政府决定迅速在国防部内设置高等计划研究局，并将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改组成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恰巧纳尔逊此间从市场失灵论的视角论证了企业不愿深度支持基础研究的必然性，从而为美国政府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供了理论依据。
1959年，以西博格为首的美国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西博格等人建议联邦政府大幅追加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投入，以迅速提升美国的科技竞争力。艾森豪威尔总统接受了这一建议。1960年参加总统竞选的肯尼迪甚至以这份报告为依据将加大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投入列入竞选公约。1958年至1968年间，美国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始终高于60%。其间，主要用于资助基础研究的国家科学基金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经费分别扩大了8倍和5倍，而主要用于资助技术开发的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的研发经费同期只扩大了2倍。
一般认为，前苏联卫星发射升空后的10年乃美国基础研究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科学家们只要能提出一个有点说服力的研究计划，就有可能获得政府资助。一些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计划，如莫霍面计划（地幔钻探计划）、奥兹玛计划（搜寻地外文明计划）都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对于一些企业开展的基础研究，政府同样给予了资金支援。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全面超越苏联。这种群体歇斯底里的行为导致的结果是，虽然美国的阿波罗宇宙飞船登上了月球，航天飞机飞上了太空，国家的威信获得了空前提高，研究生培养环境得到了大幅改善，但美国并没有成功地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之后，批评线性创新模式的理论文章大量涌现，以致主张依靠需求拉动实现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创新模式比主张依靠科学推动实现经济增长的线性创新模式获得了更多的认同。
虽然布什的线性创新模式遭到了来自于多方面的质疑，但人们并不否认，开展基础研究所获得的新概念、新原理有时确实可以转化为新产品和新工艺，并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通过长期实践，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开展基础研究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一事上。实际上，科学共同体对政府资助其开展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回报方式还有很多种。纵观科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共同体开展基础研究至少有可能生产出三种令政府感兴趣的成果：一是知识形态的成果，包括论文、报告和专利、数据库等；二是实体形态的成果，包括实验室样机和科技人才等；三是精神形态的成果或曰无形成果，包括国家声望和研究氛围等。这里我们更想强调的是科技人才。
政府资助大学开展基础研究，首先有助于提高参与研究的教师的创新能力，其次有助于提高参与研究的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学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不仅有利于动态地了解和跟踪本学科的发展状况，提高自身的研究探索能力，避免向学生传授陈旧、落后的知识，而且还有利于将研究的方法和探索的精神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科学研究，获得的不单是科学新知，而且还有研究的经验、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所以，政府资助大学开展基础研究，既有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有助于大学的人才培养。从长远来讲，在研究过程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的教师和学生是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高国家科学技术竞争力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政府资助科研院所开展基础研究同样有助于提高参与研究的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但是，传统的科研院所并不担负培养人才的使命。由于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无须走进教室向学生传授自己的研究经验，也无须带着学生共同开展研究借以增长他们的才干，故他们身上所蓄积的能量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而且，不用学生、全部使用带薪的科研人员开展研究也存在成本相对比较大的问题。这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究竟是研究型大学，还是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产出效益更大？
西方学者对前苏联的教育交给大学、研究交给科学院或国立研究所的做法进行考察后指出，科研院所在开展应急研究和攻关研究方面确实拥有不少研究型大学无法比拟的优势，但在开展纯科学研究方面基于柏林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研究型大学具有更高的产出效益。这主要得益于思想活跃、创新热情高涨，且使用成本低廉的研究生们的贡献。因此，曾经一度想模仿苏联大量设立专门研究机构的美国后来放弃了当初的设想，而将开展基础研究的使命主要交给了研究型大学。日本也将开展基础研究的使命交给了研究型大学，国立研究机构则主要从事共性关键技术的开发。
中国科学院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适时地设立了研究生院。这样一来，中科院的一些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院所越来越像西方的只设有研究生院的大学了。
当我们把视野由论文、专利之类知识形态产出扩大到包含科技人才等实体形态产出以及国家声望等精神形态产出之后，我们会发现资助基础研究所获得的回报还是相当可观的。因此，政府动用公共财政资助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意义已无须作更多的说明。如果意义不大，西方发达国家不会把全社会研发经费中的15%左右用来开展基础研究，而我国近10年来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之比基本上没有超过5%。
政府资助基础研究不仅涉及到为何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如何的问题。前已述及，与科研院所相比，研究型大学开展基础研究的产出效益更大。这意味着我国大学应该在国家知识创新系统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对国家科技体制进行顶层设计时，有必要把大学在我国基础研究中的主体地位先确立下来。
（本文由《科学学研究》供稿，作者系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科学时报》 (2011-12-27 B2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