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广明
9月份才上任的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面对3000多名学生正式宣布，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带新研究生。同时要求二级单位领导也要在此“两不”上有所行为。此可谓是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豪言壮语。如真如此，则是中国大学之幸。但笔者反复思考，却总觉得这个“宣言”实践起来有点难。
退一步说，就算赵校长能够实现其“两不”的宣言，但其下属职能部门的领导、二级学院的领导也难以实践赵校长的初旨。湖南大学校长的“两不”到底能走多远呢？笔者认为，这其实主要取决于赵跃宇及其湖南大学是否能冲出利益和制度两个“铁笼”。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用“铁笼”这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支配人们行为的某种不可抗拒的规则。美国社会学家迪马奇奥（Paul DiMaggio）和鲍威尔（Walter Powell）在《“铁笼”新探讨：组织领域的制度趋同性和集体理性》一文中，重新回顾和对比了韦伯提出的“铁笼”原理，指出合法性会逐渐取代效率，成为起主导作用的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新理性，并最终成为组织的新“铁笼”。
事实上，组织为了获得外部合法性，有时不得不以牺牲内部效率为代价。组织采纳一种政策或一个方案主要取决于合法化程度——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通过逐步的合法化。对于组织发展而言，合法性的意义在于可以帮助其提高社会地位，得到社会承认，进而更好地获取各类资源。大学及其行动者的行为能否得以持久，关键在于其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和同类组织的合法性诉求，这是大学行动者行为的边界，也是大学行动者难以逃出的“铁笼”。如果以此为据，我们就不得不问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人和组织能否冲出利益“铁笼”？
最近20年大学的科层发展，已使中国大学成为一个类政府组织，中国大学日趋官僚化、行政化。而在这一进程中，大学行政权力出现了空前的膨胀。大学行动者以担任某一行政职务为荣誉、为资本。大学教授、博士争聘大学副处长的事例已成为一种时尚，人们对此也逐渐习以为常。为何会出现这种趋势或潮流呢？当然是因为大学行政官员具有资源分配权、人员的评价权、教师的选聘权等诸多权力。正是因为这些权力附带的利益，使大学行政官员无所不能。他们在行政事务中呼风唤雨，在学术事务中也是如鱼得水。
据国内某媒体的报道，在今年年初，国内某高校理工科教授曾对2009~2011年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的任职情况进行过统计。结果发现，在这份279人的名单中，现任行政领导近210人，包括高校校长、各学院院长，科研机构所长，公司副总裁、总经理、总工程师等，占总人数的近75%。只有50余人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而这50余人中，又有30余人获得过海外学历，或者曾任职于国外的科研院所或企业的研发部门。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
不当官难有科研项目，没有科研项目就成不了博导，更成不了院士，这已成为中国科研的一个利益“铁笼”。 赵校长本人可以忽略这些利益，其下属的官员能忽略这些诱惑吗？湖南大学能承受这一挑战吗？将来没有行政官员做主持人，湖南大学科研项目数量下滑怎么办？如果冲不出这一利益“铁笼”，赵校长的“两不”就不会走得太远。
第二，个人和组织能否冲出制度“铁笼”？
剑桥大学前副校长阿什比（Eric Ashby）在其《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中，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大学是继承西方文化的机构,它保存、传播和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它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这个环境就是资助和支持大学的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
在当下中国大学语境中，行政与学术是统一的、浑沌的。湖南大学想把二者分开，就势必与当下中国大学外部环境的要求产生冲突。这些外部环境就是约束、规范大学发展的制度“铁笼”。
这些制度“铁笼”既包括一些正式的制度，也包括人们习以为常的习惯。它既有来自上级部门的指令指导意见，也有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左或右的呼声。我们不能忘记，2008年，武汉大学曾高调推出了一系列以“回归学术”为目的的“政学分权”改革。虽然200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以《武汉大学试水“政学分权”》为题，报道了武汉大学进行的一系列“政学分权”改革。可没有过多久，这些所谓的“学者治学”、“教授治教”改革就偃旗息鼓了。即使是“体制外”的南方科技大学，目前改革的步伐不也是步履维艰吗？由是可见，大学要想冲出制度“铁笼”是何其难哉。
当然，以上只是理论上推导，笔者从心里还是希望湖南大学能够冲出“铁笼”，做好中国大学的一个伟大实验。
《科学时报》 (2011-12-09 B3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