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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国高校能瘸腿跑向世界一流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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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学术轻实践，实训课教师迈不过大学用人高门槛 |
进入退休季的实训老师开始青黄不接
北京科技大学高等工程师学院工程训练中心主任王建武正在发愁。与很多同行一样，这位33岁的工程师带领的是一支正在老去的队伍。
王建武领导的工程训练中心共有36位成员，承担学生必修的“金工实习”等实训课。他们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他算了一下，从2012年开始的很多年里，只有2015年不会有人退休。
在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据机械制造实习部部长助理陈均林介绍，实习部人员的平均年龄在45岁到50岁之间，到2014年，50多人中预计就有一半退休。
另一所工科名校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实践教学中心也即将进入“退休季”。三四年以后，在职的50人里将有10余人退休。该中心已经处于缺编状态。
陆续告别这里的年长者，是大学校园里的特殊群体。他们承担工程实践类课程的教学，但并非教授，通常也不具备高人一等的学历，而是工程师或工人，很多人早年毕业于中等或者高等职业学校。但是对于工科学生来说，是这些老师手把手地带他们认识什么是铣床，什么是车床。
这些人的工作对于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使只考虑工程教育领域——中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工程教育，绝大多数高校开设了工科，超过三分之一的在校生读工科专业。而这个庞大群体的动手能力，并不是从学识渊博的教授那里得到的。
实践环节薄弱，学生动手能力不足，是不少教育界人士指出的弊病。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曾经公开指出，中国的大学培养了太多“从学校到学校”的人。
而如今糟糕的是，能够手把手教这些学生的师资，已经青黄不接。用王建武的话来说，“老化比较严重——退休的人比较多，年轻的人跟不上来”。
老化的不止是人。一位不愿具名的工程师说，在他任职的那所名校实训中心，大约百分之七十的设备产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新世纪以来没有引进任何新设备。学生接触的工艺、设备、手段，都是老的，有时只能通过录像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高校对实训教师只留一条门缝
王建武正在制定计划，他向学校申请，计划今年招聘两名实训老师。然而现今高校的门槛已经不同以往。2002年，他本科毕业后到北京科技大学工作，还能拿到正式编制和北京户口，而现在，只有研究生学历以上的人才有可能拿到编制和户口。
然而，工程训练中心稀缺的不是学位。王建武说，学士、硕士、博士的动手能力很可能比不上职业院校的毕业生，是本校无法自己培养出来的，只能对外招聘。
他跟学校商量的结果是，先招聘两个“合同工”，如果他们两年后干得不错，再想办法申请正式编制。
不少同行跟他面临同样的问题。“现在高校里的工程实训，人的问题是大家头疼的问题。进不了人，大家都在愁这个事，各个单位都在跟人事部门商量。”他说。
王建武毕业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这是我国少数为培养职业教育师资而设立的普通高等学校之一。该校的一大特色是，培养的很多毕业生具有“双证书”，不仅有大学学历证书，而且取得国家职业资格等级证书，能讲理论课，也能教实训课。该校党委副书记贾德民告诉记者，前些年，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纷纷到学校招聘了不少本科生，甚至破格以求。为职业教育培养的师资改教本科生，足见这些高校对该校毕业生的认可，也可见对实训师资的渴求。
不过最近几年里，高校“破格”的难度越来越大了。
在一所重点大学，记者了解到，该校要求新聘人员最低学历必须是硕士，一年也进不了一两个本科生，需要特批。这所学校的工程训练中心1999年、2010年对外招聘过新人，期间11年没有补充任何力量。
工程师陈均林2001年到清华大学工作时，拿到了北京户口，但他至今没有拿到清华的事业编制，而是企业编制。他原以为干几年以后有望转为事业编制，但现在他发现，清华进人的门槛太高了，博士往往还要“海归”，自己“肯定没希望”。待遇上，他跟清华教师差别很大，事业单位福利“基本没有”。
他也理解，清华大学是著名的研究型大学，需要高端的研究型人才。可是从学生培养来看，实训课老师又是不可替代的。而现在清华的政策，不但引进不了高端的实训师资，既有的师资也会流失。他和6位校友陆续到清华工作，现在只剩下了4个。
据他介绍，清华基础工业训练中心现在只能招聘一些高职毕业生。这些人不但没有编制，连户口也无法解决了，面临怎样稳定队伍的问题。
“带学生的师傅没有两把刷子，名牌高校就有点浪得虚名的感觉。”陈均林说，高校要是不重视这块，“都说不过去”。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实践教学中心党支部书记关毅说，自己希望招到既有一定理论知识、又有很强操作技能的人才，然而所需的人才，与学校设定的门槛存在冲突，只能寄希望于学校特批。
“进硕士、博士并不是不可以，可是他有操作能力吗？很多读到研究生的，学术上可能有很大特长，但是技能上，怎么给同学做演示？”关毅说，技能的养成是系统的，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一提“工程师的摇篮”就貌似降低学校档次
一位工程师坦言，如果自己要申请高级工程师职称，目前来看“没有特别大的希望”。因为，实训课老师从事的是基础教学工作，很难有论文、专利、科研项目，在高校评定职称处于劣势。这类老师生存环境和晋升道路非常狭窄。
他说，从全国来看，工程实训中心的人才存在流失现象，因为很多人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会遇上职业的“天花板”。
南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正名时常呼吁社会关注工程师、实验师等人才的生存环境。他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时说，让工程技术员同科学家去比写论文，是不够客观的。
“我认为职称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待遇的不同，也关系到我们是不是认可他在岗位上的贡献，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工作是用什么标准来评价的问题。”李正名院士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中国普通家庭中很多小孩会说将来长大想当科学家，很少有人立志要当技术专家。
美国热门剧集《生活大爆炸》里，物理学家“谢耳朵”不断地嘲弄他的那位工程师朋友。而这样的场景，正在中国高校现实上演。
在天津大学召开的一次工程教育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吴毅雄提过一个问题：现在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但奇怪的是，这些志在“世界一流”的学校，往往不敢提建成“世界一流的工程师的摇篮”。比如上海交大历来以工科见长，“以前很自豪是‘工程师的摇篮’，现在不敢提了，好像会低一个档次一样”。
当时在场的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对此深有同感，她表示：“大家好像都认为科学家比工程师重要或者伟大一点。”她批评一些学校“一天到晚讲科学家，但是对工程师很不重视”。
一位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工作过的中国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海德堡“养着”一些技术支撑人员。那些高级技师和工程师的收入跟大牌教授是一个水平的，工作稳定待遇优厚。
这位教授目前在国内一所名校任教。他说，很多同行都希望找到能给研究组提供技术支撑的团队或个人。因为技术水平不到的话，很多实验没法开展。比如，这位教授做实验时需要电路控制、机械设计和加工，很多仪器需要自制，即使购买的设备也需要改装。目前只能靠学生设计，在外面找加工厂来做，很难称心如意。
他发现，即使自己能找到这样的人才，学校也不会提供合适的岗位。现在“学术优先”，技术支撑的岗位“慢慢被淡忘了”。据他形容：“在海德堡，他们平常都很闲。我们这些做研究的人‘轮流转’，他们却一直呆着不动——他们本来就是研究所的一份子。”
这位学者期待中国的大学也能意识到这一点，愿意以丰厚的待遇“养着”那样一批人才。可眼下的景象是，连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学都像跛了脚一样，一瘸一拐地大踏步跑向“世界一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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