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是一项全国性“工程”，往返六七万份样本，历时数月，7000多位工作人员参与。
而最终的结果，却往往被一个有争议的数字遮蔽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本报记者 洪蔚
从1992年到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组织8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从1992年的0.27%，提高到2010年的3.27%。
面对一连串的数字结果，社会上始终存在着从测评标准、工作方式到调查结果、社会效应等来自多方面的不同声音。
不久前，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协原副主席、目前正在清华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的徐善衍。从官员向学者“转身”，对徐善衍来说意味着一种更真诚、更自由的表达与思考。
现状：理不清的数字
根据2010年的调查结果，我国具有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占公民总数3.27%。而目前，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就有58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4%，在18岁至69岁被测评的对象中，占了近6%的比重。再加上在校大学生、研究生，这可能是一个达到8000万人左右的群体。
徐善衍说：“更让很多人想不通的是，难道20年来，我们只能在1%～3%之间的低谷中缓慢攀升吗？”一个更尴尬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是我们的人才制度出现了问题？还是测评本身存在问题？”
甚至有人提出了更尖锐的质问：“这样的素质测评是否有一种‘文革’期间学生考教授的味道？”面对这样的质问，徐善衍坦言：“我们一时难以回答。”
徐善衍介绍，最近的几次全国性测评，每次都要发出并返回六七万个调查样本，有700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整个过程历时几个月。
但是，这样一项覆盖全国、内容浩繁的工作，关注点往往只是落在数字上，最终一个数字遮蔽了人们对报告中上百个数据以及对职业、男女、年龄、城乡以及地域之间等诸多具体分析意见的关注。“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反思：跳出20年的老路？
20年来，我国进行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是根据米勒提出的公民科学素质的3个维度：认知和理解科学基本知识、科学探究的过程以及科技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进行测评。
徐善衍说，近20年来国外有关理论引导我们走完了一段路程，然而，这个实施了多年的标准，是否还适合我国的发展需求，特别是，与我国公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中提出的科学素质标准是否相符？一些人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根据从基层了解到的情况，徐善衍表示，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员有这样一种认识：素质测评的问答题目缺乏针对性和科普工作的导向性，测评结果难以对科普工作、对公众进一步学习科学的热情产生激励作用。
以历次测评结果为例，具有较高科学素质的多为18岁至29岁的公民，基本主导了全民科学素质的高低。“这是一个在校或刚出校门的年轻群体，因此这种测评结果，既无法真实反映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也无法反映在广大农村、城市社区长期开展科普工作的真实成果。”徐善衍说。
抛开种种问题与困惑，徐善衍认为，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本身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如今，要把这项有价值的工作继续下去，“需要变换一个角度，实事求是地拿出更具科学性、实效性的评估方案”。
要实现这一目标，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需要我们回答：“进行公众科学素质测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建议：忘掉数字，回归本质
“进行公众科学素质测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是科学素养调查跳出“数字门”必须经历的拷问。徐善衍认为，一时很难有统一答案。
在他看来，一个人是否具有科学素质，其本质是他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评测这样一个本质性问题，仅发布一些统计数字，说服力是远远不够的。而评测的终极目标，也不是发布统计数字可以完成的，其终极目的，应该是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提供方向性意见。
多年来，世界各国在评估本国公民科学素质时，也并没有统一的模式。纵观欧盟以及日本、美国等国对公民科学素质的考量标准，科学态度、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是其共通要素。“然而，由于文化的影响，这几个要素恰恰是中国文化的软肋。”徐善衍说。
此外，科学技术实践应用和创新能力，也是我国的一个薄弱环节，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然而，在我国正规教育和各类非正规教育中，基本都是科学知识的传播，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足，并最终导致我国各类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如何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在徐善衍看来，是一个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方方面面的、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是各部门的共同责任。
而作为一项全国性工作，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应该在这个“工程”上，真正担负起指导作用。
《科学时报》 (2011-11-09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