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钱伟长先生去世的消息，《科学时报》记者随即联系了他的学生郑哲敏。此时，为了纪念恩师，86岁的郑哲敏不顾天气炎热，正异常忙碌地接待各家媒体的采访。他饱含深情，给记者讲述了钱伟长的一段坎坷经历：“目前这段历史很少有人提起，但我希望能有人记住它。”
郑哲敏的讲述从钱伟长对他的力学“启蒙”开始，那时他已经是大四学生。
一位有抱负的教育家
1946年，郑哲敏见到刚刚回国的钱伟长，是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上。钱伟长新开设的课程，给了郑哲敏一次深深的触动：“从那开始，我真正接触了现代力学。”
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西南联大解散。郑哲敏所在的工学院除了化工专业外，全部归入清华大学。那时郑哲敏已经大四，而钱伟长在这年开始讲授的“近代力学”，却是他第一次接触到。
钱伟长以国文系考入清华，表达能力很强。郑哲敏说，他的课讲得生动晓畅，然而他讲授的内容却让这些以力学为基础课的工程系大四学生颇感吃力。
郑哲敏解释说，二战前的工程专业比较落后，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成果相比严重脱节，当时的工程人员理论薄弱、基础差，他们在工作中只是依照现成的手册工作。
二战后，美国的工程专业发展很快，战时的经验和实践，数学、物理等基础研究思想的渗入，带动了工程专业走向前沿。
然而在1946年前，国内大学的工程基础还没有跟上国际前沿。因此，刚开始接触钱伟长的“近代力学”课时，郑哲敏感觉很新鲜：“钱先生的课是我走上研究力学道路的启蒙。”
郑哲敏回忆说，钱先生是一位在教育上很有思想、平易近人的老师，并且非常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郑哲敏大四的时候曾在钱伟长指导下进行专题研究，用郑哲敏的话说，研究内容“是钱先生在美国发表文章的内容，我基本依样画瓢”。后来钱伟长还将文章推荐到清华的学报上发表，自己没有署名。
让郑哲敏印象深刻的是老师对学生在生活上的关心。“老师家里买了螃蟹，也会叫我去一同吃”。在钱伟长家中，郑哲敏认识了吴晗、赵九章等一批知名学者和科学家。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时弄不明白。”郑哲敏回忆说，“其实这个问题课堂上讲过，我本该记住的，却在大清早找上老师家。”那时钱先生刚起床，他没有责怪郑哲敏，反而很耐心地重新讲解，并拿出铅笔一步步地帮他推导。
当郑哲敏自己成长为独立科学家的时候，钱伟长还在聊天时嘱咐他：年轻人的文章不要一棍打死，要多看可取之处，帮助他们修改完善，对年轻人要多加鼓励。
《光明日报》1956年曾发表过一篇报道——《亲密的师生关系》，盛赞了钱伟长与学生间的深厚情谊和他为人师表的风范。
一位目光远大的科学家
1955年从美国留学回来，郑哲敏第一个愿望就是去投奔自己的老师。当时中科院还没有力学所，力学研究室设在数学所。郑哲敏归国后，钱伟长便在研究室设立了新的专业——弹性力学组，由郑哲敏担任组长。
当时的力学研究规模很小，主要是理论研究。钱伟长在培养年轻人方面很有方法，在他的指导下产生了《广义变分法》、《弹性力学》等一些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文章和书籍。
钱伟长从物理专业转而投身力学专业，他的一大愿望就是带动我国工程科学走向前沿。同年，钱学森即将回国的消息传来时，钱伟长便布置郑哲敏撰写报告，上报中科院申请成立力学所。1955年秋，钱学森回国，力学所随即成立，钱学森担任所长，钱伟长担任副所长。
郑哲敏回忆说，那个时候，“两钱”在科学界非常活跃。两人学术思路相近，配合默契，特别是1956年，在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规划会上，两人表现颇为突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为了培养国家急需的力学人才，两位钱先生特别主张要优先培养人才，并在规划中提出要举办“力学研究班”。当时我国培养力学专业人才的只有北京大学周培源领导的数学力学系，每年毕业生只三四十人。培养人才无疑是一个重要任务。
在“两钱”倡议下，力学研究班由力学所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面向全国招生，学员构成包括3个层面：年轻的工科教师，以及少数工业界从业人员；应届工科毕业生；工科四年级学生。每届两年学制，第一届招收120人左右，预期达到硕士水平。
在这个研究班的讲台上，中国力学界群星荟萃。除了钱伟长亲任班主任并讲授高等数学课以外，钱学森曾在这里讲授“水动力学”，郭永怀讲授“流体力学”，一批知名学者都先后登上了这个班的讲台。郑哲敏则主持“理论力学”，一批年轻的力学所研究人员在这里担任助教。
然而，好景不长，第一期学员还没有毕业，“反右”运动就开始了。
一段艰难坎坷的经历
在“反右”运动期间，为了保护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曾向毛泽东当面请示，大致内容是：中科院有一批50年代回国的科学家，不太懂政治，这些人能否不划“右派”。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请示，因此中科院的许多人在“反右”运动中得以幸免。
钱伟长却并不符合这个标准，他上世纪40年代回国，虽然在力学所任副所长，但主要人事关系还在清华大学。
于是这个思想活跃、社会活动活跃的科学家，很快成了清华大学的“大右派”。郑哲敏回忆了一个当年的故事，由于这件事，曾迎接钱学森回国的朱兆祥也无辜受到牵连。
刚被划为“右派”的时候，钱伟长不甘心屈服，常常“硬顶”。郑哲敏等几个学生听说后，想去劝他态度和缓一些。于是，以老地下党朱兆祥为首，包括郑哲敏在内的力学所一行4人，前往清华大学看望。
没想到这件事被上报，说“中科院居然派党员安慰‘大右派’”。朱兆祥率先受到处罚，被当做反党分子开除出党。按照院里的设想，本来还要请钱学森做钱伟长的工作，运动高潮一来也就作罢了。但朱兆祥长达20余年的冤案直到“拨乱反正”才得到平反。之后，作为当时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几次在见到朱兆祥时以深深深的鞠躬向他道歉。
钱伟长的副所长头衔自然也被免除了。“我们这些曾被赞誉为‘亲密师生关系’的学生们，也不敢再登他的家门。”郑哲敏回忆说。
钱伟长在清华大学被批判，他的老友钱学森却被迫坐在主席台上，郑哲敏等亲厚子弟也不得不坐在台下目睹这一切。郑哲敏说：“可想而知，局面何等尴尬。”
“右派”钱伟长还是不肯放下力学研究，1964年他独立推导了广义变分理论，将20世纪50年代的《广义变分法》从理论上进行了完善，并撰写成论文，投到了《力学学报》。在《力学学报》处理这篇稿子时，不知哪个环节出了差错，以致文稿下落不明。
回忆这段历史，郑哲敏说，那个年代的师生关系、朋友关系甚至普通的人与人的关系，都不能以常理来看待、评价，很少有人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
“文革”开始后，“钱先生吃了更多苦”，先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来是“改造好了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郑哲敏说，这也不轻松，钱伟长被拉出来到处作报告说“我是如何被改造好的”。说到这里，年过80的郑哲敏眼圈红了：“那些年，钱先生就像个烙饼一样被翻来翻去，真是对人性的摧残！”
“文革”后，钱学森代表力学所和力学学会，亲自登门向钱伟长正式道歉。
一个安祥的晚年
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老师，是钱伟长90岁生日那年，郑哲敏去上海给他祝寿。郑哲敏说，老师晚年生活平静，见到他在上海安居也使我们感到欣慰。
那年，钱伟长颇为满意地对郑哲敏说：“上海挺好，我有小平的批示。”
说起小平批示，郑哲敏给记者讲述了这段历史。
在钱伟长平反后，何去何从也是一个难题。于是邓小平劝说他去上海：你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树敌太多，去上海吧，你可以一直当校长。
钱伟长所说的批示，就是这个让他安心的“一直当校长”的诺言。
郑哲敏说，钱先生一生坎坷，到上海以后终于可以安心做事了。尽管他在上海的生活也有些困难，“在上海没有家，孤身一人，也很不容易”，然而在上海能实现他多年的办学思想。“也算在晚年，对他一生坎坷的一点补偿吧”。
《科学时报》 (2010-8-3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