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招渐近尾声。近日一则清华北大间“争状元”的新闻令人深思。前者宣布，已有九成省份的理科第一名和近三成省份的文科第一名投入门下；后者表示全国状元十得其六。数据矛盾重重，一时令人大跌眼镜。
站在清华、北大这两所名校的角度，“争状元”似乎无可厚非。但办教育看“进”更要看“出”。孕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师，培养能够独当一面的优秀创新人才，这些才是大学立足扬名的根本，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老人生前在病榻上多次向前来探望的温总理提出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看似简单的疑问，却是去年仙逝的科学大师钱学森留下的一个刻骨铭心的待解难题。尽管我们的学生也是很优秀的，他们在各种国际比赛当中经常名列前茅，许多留学生的学业成绩让老外刮目相看。我们的高校也培养了一大批学有专攻的人才，但鲜有像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一流人才。
斯人已去，斯音未杳。虽说杰出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相应的生长环境，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同样需要大师级人才。回眸世界文明史，每当经济步入腾飞期，都会迎来科学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的各个时期，更是催生一大批科学、文艺方面的巨匠，如但丁、达芬奇、牛顿、莎士比亚、爱因斯坦等。在华夏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但凡是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时期，也是科学文化大发展人才辈出的时代。尽管中国人向来不缺乏聪明和勤奋的品质，但我们的大学却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问题出在哪里？早在2005年，钱老就曾向温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面对“钱老之问”，中国的教育改革能否有直面的勇气，并在教改中开出一剂“良方”，不仅直接关系到教改的成败，更关系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少有大师型人才，既受到教育体制机制的制约，也有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实非高校一家之“罪”。但如果连育人的最直接参与者都不懂得“争状元”不如“争大师”的道理，未来几十年，我们的教育改革如何深层次推进，我们依靠怎样的人才参与全球竞争？更遑论清华、北大这两所国内最著名的高校如今在国内享有的是最顶尖的教学研究资源，不更应在这一方面给所有高校做出表率，少些意气虚名之争，多些踏实育人之举。
毋庸置疑，没有使命感的教育是盲目的，没有责任担当的教育是轻薄的。我们的教育，在关注公平、平等的同时，也必须高度关注教育的质量问题，培养出高素质、创新型的拔尖人才，从而推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发展。人们之所以敬重钱学森，怀念钱学森，除了他的科学贡献，更主要的是他的“我姓钱，但不爱钱”的科学精神与风范操守。出不出人才与时代的要求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知识分子唯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才有杰出的成果，时势将钱老这一代老科学家推上科研舞台只是一个方面，若没有他们这老一代科学家那种甘于奉献的精神，哪有两弹一星的成功？钱学森身上最宝贵的精神就是把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和爱科学、不断探求自然奥秘的兴趣融为一体，而如果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丧失了这种精神和信念，自然就不可能真正成为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
《科学时报》 (2010-7-30 B1 科学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