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永远不可能杜绝有人恶性造假，但通过教育，大部分人都会遵循基本原则。”——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
与中国科学院一样，美国国家科学院每年也要举行一次院士大会。但在今年4月举行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年会上，却有一个特别举措：一批美国科学院院士聚集在一起专门召开半天会议，讨论关于中国研究人员在论文中造假的问题。
“这个会议的内容从多个渠道反映到我们几位华人学者这里。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如果美国有一批院士有这样的印象：来自中国的部分论文数据有造假成分，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大家都记得韩国科学家黄禹锡的造假事件，到现在，韩国科学家送到国际顶尖期刊的论文，常常都要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因为担心其中有不诚实的部分。”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忧心忡忡地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我觉得，从财力到人力，今天中国在科学上投入了这么多的国家资源，如果一旦沾上这种受人怀疑的阴影，对许多人的前途、对国家的科学发展都会造成很大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件事真正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来讲。”王小凡表示。
“已抄过！”
“这种事一旦犯了，你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
——《分子细胞学》主编陈枫博士
通过朋友，王小凡得知参加美国科学院院士这次特别会议的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最近经历的一件事。
这位院士是《分子细胞学》的审稿人，在评审一篇中国作者的论文时，他发现论文中的结果不可信，可能有造假成分，于是就将自己的意见写在审稿人评论中，并告诉了期刊编辑。期刊在拒稿的同时也向作者指出了这一问题。然而几天之后，这位院士又收到另一期刊寄来评审的同样文章，内容一点儿都没有改！
这位院士非常震惊地说：“我给你指出来可能造假的地方，你居然连一点儿改变都没有就原封不动地送回来，简直是太明目张胆地做这种事！”
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久，《分子细胞学》的主编陈枫打电话找王小凡谈别的事情，顺便和他讨论了关于在中国进行科学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陈枫说：“中国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否则不少中国研究生们都不知道其后果的严重性——这种事一旦犯了，你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This kind of mistake is a career-ending mistake）。”
王小凡说：“许多中国学生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确实应该对这方面加强注意。”
他认为，这类学术不端行为基本上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论文中抄袭了别人文章的成段或成句。王小凡说：“这种情况我们犯得比较多，主要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对这个问题不太注意。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抄袭别人的文章或将别人的文章背得滚瓜烂熟，被认为是好的方面，但在西方文化中这是不能被容忍的。他们会说你怎么不自己做事呢？不能老觉得别人的文章好、句子好就拿来用，要写出自己的句子来。”
“为什么我认为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以杜克大学的研究生为例：有一位来自国内重点高校的高材生，考来时分数是系里的第一名。有一次，他的授课老师在一次开卷考试中发现，这名学生在卷子中整段整段地抄袭这位老师的综述文章。”
“按规定，这种情况学生是可以被开除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还是替这名学生讲了情。我说，如果这位学生真知道不该这么做，很可能会抄你不知道的一些人的综述文章，而不是你本人的。这位任课老师一想确实是这么回事，所以学校最后决定让这名学生重修这门课，而不是处罚得那么重。”王小凡介绍。
这件事让王小凡了解到，实际上好多中国学生真是不知道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像这种事情，美国学生绝对不会做。这不是说中国学生有那么大的胆子，而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不能这样做。”
然而，实际情况更为严重，在这件事情之后，一位中国研究生在加入王小凡的实验室后对他说：“你都不知道我们在国内读硕士时，我们图书馆里有些综述文章下面都写着：‘已抄过’。”
“我十分震惊，也就是说，这种事对他们来说司空见惯了。”王小凡说。
第二种类型属于打擦边球或走捷径的问题。王小凡说：“比如，在生物学实验里，某一种凝胶电泳已经走了不下10次，你知道这个结果是对的，别人也能重复，但你忘了把对照数据做成图表。等到审稿人在意见中说没有对照图时，一些中国学生，包括在美国的中国人，听说也是司空见惯，拿另外一个凝胶电泳的对照图安上去交差了事。这种事情被发现后就会被撤稿或拒稿，这是一种偷懒的行为，也是绝对不能做的。国内要对这种行为进行教育。”
第三种是故意造假。“我觉得这是最恶性的，结果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最近，我听说国内有个别重要的生物学论文被人怀疑，美国的部分生物学家们在经过讨论后认为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我觉得这种影响就非常坏！”王小凡指出。
“不能靠这样来推动科学”
“在中国，我过去提过，为什么不能像西方国家的大学一样，由教授委员会来全权负责科学研究的管理，而不是科研处！科研处不能真正了解科学过程，只能按死规定管理。”
6月2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中国挑战科学极限甚或道德极限》。
文章指出：“火药、活字印刷术等发明曾使中国位列世界科技领域前沿。而今，中国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正在为中国科技的重新崛起而努力。”“但由于中国不存在西方的社会和法律约束，中国富有进取精神的科学家也在挑战伦理极限。”
“2008年，中国科技部门要求科研人员在两年时间内研制出30种临床实验性药物，但申请项目资金的时限只有5天。而且，1949年以来，中国只研发了一种获得国际认可的药品：治疗疟疾的青蒿素。”
王小凡认为，目前国内在制度上存在很多对伦理教育不利的地方。
第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王小凡说：“我最近听说有些地方，包括一些重要的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对发表论文仍然实施奖金鼓励，比如发表一篇《自然》论文，奖金可以发到20万元。这是很大的诱惑力。大学、研究所将论文发表与奖金直接挂钩甚至召开新闻发布会，我觉得很危险。这个现象一下子杜绝不了，但要慢慢取消，不能靠这样来推动科学。”
第二，逼良为娼，铤而走险。“这是我通过亲身经历感受到的。前不久，上海一所著名高校的一位教授给我写信说，他有一个学生很着急，论文送了几个期刊都没有被接受，他认为这篇论文的质量非常好，想看看能不能上我所在的《生物化学杂志》。这名学生毕业快一年了，根据学校的规定，博士毕业后一年内没有在影响因子在5以上的期刊发表论文，那么学校将废除他的博士学位。我觉得这个处罚太重了，让人觉得读博士6～7年的时间全部付诸东流，这种巨大的落差会使一些人铤而走险——造假。这叫逼良为娼，是被逼之下不得已为之！”王小凡说。
王小凡说，大学和研究所制定这样的规定也许是促使研究生们拿出好的成果。但科学的进程是不可预料的，如果都能预料，那还做什么科学呢？“科学本身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你会发现自己的假说不对，需要修正，再往前发展。”
博士怎么才能毕业？
“有人作过统计，如果按中国的规定，必须发多少篇论文研究生才能毕业，那么全世界的期刊都不够中国的研究生们发文章。”
据王小凡介绍，研究生培养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果学生很努力，也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学到了该学的东西，但他每一次都证明这个假说是错的，因为排除了很多错的东西，科学也往前推进了，但这样的负面成果是发不了论文的。但经过5～7年的训练，学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研究能力，能够提出假设、设计和操作实验、分析数据，但就是不幸出不了正结果——这也是科学的一部分。那该怎么办？在美国，经过教授委员会的评定，肯定能让学生毕业，而不会被研究生院或科研处因为没发表文章而给卡住。
王小凡说：“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在国内某些地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还不算毕业。通常，答辩后让你在形式上毕业，但不授予学位，也就是说，你的博士学位还掌握在单位手里，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发表多少篇影响因子在N以上的期刊论文才能授予博士学位。在美国，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就算毕业了。现在，国内高校加上这条限制，逼大家做出好东西，一方面改变了过去什么样的人都能获得博士学位的情况，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一‘刀’也切得太厉害了，矫枉过正，忽略了科学本身的特性。”
“让专家委员会来决定”
“我对年轻人很有同情心，我向来主张对年轻人要负责。有时完全是导师放羊，没有给他们指导，出了问题为什么不取消不能够负责的导师的资格呢？培养研究生是培养高级人才，要将功夫用在精心培养上。”
怎么才能让一个博士生毕业呢？
王小凡介绍了美国的情况：“研究生培养，先有一个资格考试。通过他写出来的答辩论文、之后的演讲和回答教授们提出的问题，教授委员会要看这名学生有没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知道他起码的个人素质。通过了资格考试后，接下来学生就由教授组成的论文委员会来管理。这个委员会规定每年必须开一次会，学生要写出一年来的进展；之后，教授们与他一起讨论进展、新思路；到了五六年后，大家觉得他进展很好，知道他掌握了许多基本的技能，独立思考方面已达到一定程度，作出的结果也对该领域的发展有贡献，最后，大家会得出一个结论：他可以毕业了。”
教授们是通过一个非常具体化的过程，而不是硬性的规定来考查学生的能力。发表文章是考查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所以，教授委员会不是只管形式和结尾，而是贯穿于整个学生的培养之中，这样教授对学生才有了解。不像国内，中间没有人管，到最后请一个答辩委员会，看一看论文就完了。
也许有人说，这样不是很占用教授的时间吗？“如果你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你就会花时间。而教授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是对学生的题目有了解和帮助的人，不是随便找的。而且，这样对做导师来讲也有好处，得到很多帮助，因为别的教授也对我的学生的题目提出很多想法和建议，有时是我想不到的。因此并不是说我老给别人做事，这是互惠的。”王小凡说。
然而，当王小凡将这种已经很规范的做法介绍到国内时，却发现行不通。“教授们说，我们已经够忙了，主要是我们的学生太多，如果再这样做，我们就别活了。”
“听到这个话后，我就想，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需要面对中国今天的现实。做不成的事，我也不讲理想主义的话。所以我提出，教育部或中国科学院，应以指令形式要求大学和研究机构成立一个校级或所级专家委员会来专门受理这类事件，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处理，不能一刀切，尽可能避免让学生铤而走险。”
王小凡特别体谅研究生们遇到的困难，“现在国内部分导师带了很多学生，本身又很忙，没有真正很好地指导这些学生怎么写论文，最后造成他们有时大段摘抄别人的文章，导师又不仔细阅读论文就让它过了。等发表出来，某个作者一看这是我的句子，再写信给期刊编辑申诉，问题就来了。”
科学道德诚信教育
“我相信，永远不可能杜绝有人恶性造假，但通过教育，大部分人都会遵循基本原则。”
王小凡强调，应该通过教育来预防这类问题。研究生刚进入这个领域，就应该受到科学道德教育，让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有些事情绝对不能做。中国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应该正视这个问题，从教育入手。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规定，科学道德伦理是必修课，在研究生入学初，首先用两天时间集中讨论科学道德规范，不只是读一些条条框框，这些东西有时很难理解，而是用实例或案例来解释哪些可以做，哪些行为不能接受，这样印象就比较深。”王小凡说。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国内很多老一辈科学家们都在关注这一问题。
最近，王小凡在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会面时，专门谈了如何从国家层面上推动对年轻科学工作者科学道德的系统性教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最近也主动邀请他和耶鲁大学教授林海帆为基金委提供美国科研机构对研究生进行科学道德教育的材料，以帮助基金委组织这样的必修课在中国施行。
谈到处罚，王小凡强调一定要慎重，对于错误性质程度不高的不能一棒子打死，“处罚要相对于错误的程度，一旦非常恶性的事件发生并得到证实后，一定要重罚，罚要有威力；这主要从基金管理部门着手，作出很强硬的措施。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规定，3年或5年甚或终身不能申请这方面的基金。国内现在的情况是，在该惩罚的时候不惩罚，遇到这样的事情不了了之。”
“我认为这样做非常危险，到最后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大部分人都是无辜的。因为今天中国的崛起肯定受到西方的瞩目，有的人会为之高兴，因为科学无国界；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你对我的优势地位的挑战，就专门挑你的毛病。偏偏国内又有人干这种事，那他就会把你的这种做法加以渲染，整个国家的形象都会受到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中存在的科学道德问题也引起中美两国科学界的重视。据中国科协网站6月30日的消息，中国科协与美国科学促进会日前发表联合声明，成立道德联合指导委员会，以协调双方在科学道德领域内的合作。
王小凡说：“这是一件好事，希望能看到成效！”
《科学时报》 (2010-7-27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