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 洪蔚报道］采访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哲敏之前，记者没有想到，这位著名的爆炸力学专家在取得博士学位回来参加祖国建设之前连炸药都没有接触过。
他的科研人生从力学到爆炸力学的重大转变，与他在回国前导师钱学森的叮嘱不无关联。
西南联大毕业后，24岁的郑哲敏于1948年考上国际扶轮社的留美奖学金，钱伟长、李辑祥等介绍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力学。取得硕士学位后，郑哲敏做了钱学森的博士生，进行热应力方面的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郑哲敏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满希望。1952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即着手准备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却遭到美国政府的多方阻挠。1955年，中美在日内瓦达成协议，郑哲敏等一批爱国科学家终于回到祖国。
临行前，钱学森找郑哲敏叮嘱道：“回国后，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番话郑哲敏牢记在心，奠定了他人生旅程中科研与国家关系的基础。
刚回到国内，中科院力学所还没有成立，郑哲敏到中科院数学所设立的力学研究室工作。几个月后，钱学森也冲破阻力回到祖国，创建中科院力学所，郑哲敏参加了力学所的创建工作。1956年，他被任命为该所弹性力学组组长，研究水坝抗震。1958年，他领导了大型水轮机的方案论证。
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他应邀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宴请科学家的盛会。总理在祝词中恳切表示，国家建设要依靠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郑哲敏开始致力于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重大问题。
他所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是爆炸成形的理论和应用。经过1960至1962年3年时间的努力，他阐明了爆炸成形的主要规律，并和工业部门合作生产出技术要求很高的导弹零部件，使爆炸成形成为以科学规律为依据的新工艺，获得1964年全国工业新产品一等奖。
在同一时期里，他还指导另一研究组在爆破技术方面开展研究。通过爆炸成形和爆破的研究，郑哲敏在力学和工程技术之间修架桥梁。1960年，钱学森预见到一门新学科正在诞生，将其命名为爆炸力学，并在中国科技大学他所负责的力学系里开设工程爆破专业，1962年改名为爆炸力学专业，并由郑哲敏负责为这个专业设计课程、聘请专业课教员、安排毕业论文工作等。
1964年，我国开始地下核试验的预研，郑哲敏接受和完成了有关任务，并主动考虑地下核爆炸威力的预报问题。1965年，他和解伯民与国外同时独立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力学模型——流体弹塑性体模型。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郑哲敏就曾提出过用室内小型枪击试验可以代替实弹靶场考核的建议，并且准备探索将流体弹塑性模型应用到穿破甲机理研究中去，以改进我国兵器的落后面貌。70年代初，珍宝岛战役打响，为改变我国常规武器落后的状况，郑哲敏开始组织力量研究穿破甲机理。经过10年努力，先后解决了穿甲和破甲相似律、破甲机理、穿甲简化理论和射流稳定性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在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及其在核爆炸和穿破甲研究上的贡献，1982年郑哲敏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郑哲敏说，从上世纪70年代起，我国爆炸力学的规模逐步扩大起来。
出于对爆炸事故和灾害的关切与忧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郑哲敏便着手组织气相燃烧和爆炸、粉尘燃烧和爆炸的研究，紧接着又开始煤和瓦斯突出、森林火灾的发生和防治等课题的研究。煤和瓦斯突出事故在我国煤矿频繁发生，由于现象复杂，世界上主要产煤国家都对此进行了长期研究，却鲜有解决之道。
1982年，郑哲敏发表了《从数量级和量纲分析看煤与瓦斯突出的机理》一文，对我国历年发生的大型突出事故从力学角度作了分析，此后，他领导的小组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和实验，定性地揭示了突出的主要过程和特征，为一个重要的实用突出判据提供了理论说明。
郑哲敏一向坚持“科学院不抓基础研究是站不住脚”的观点，他认为力学的基础研究应该成为力学研究所的一个主攻方向。经过多年酝酿和准备，1988年6月，力学所正式成立了“非线性连续介质开放研究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内容是：研究探索连续系统动力学中的非线性效应，特别是下面几个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课题，即固体材料的非线性力学性质、湍流与稳定性、非线性波理论、分离与旋涡，以及环境与灾害力学中的若干基础问题等。
郑哲敏在组织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中，着意营造浓厚的学术讨论氛围，定期组织各种相关学术会议，有计划地组织、邀请综合或专题学术报告，以把握学术最新方向。他把召开学术会议看做是短兵相接的讨论，是最能开动和启发创造性思维的手段。
如今，86岁的郑哲敏肩上的科研重担减轻了许多。然而，他对中国科学未来发展的思考却没有停止。
由于有了更多时间去阅读，他的思考也更多了些哲学色彩，更多了些长远图景。郑哲敏的阅读较多地集中在自然哲学、欧洲史、科学史这些与科学相关的领域。在广泛阅读并结合自己科研经历的基础上，郑哲敏对目前我国科学界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深刻见解。
在他看来，现代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古希腊时代传承下来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欧洲历史的发展，经历的文艺复兴、现代科学等多次对人类文化影响深远的“质变”。纵观我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因“探索”而引发的质变相对不足，探索精神的相对薄弱，是造成我国科学创新不足的核心问题。
因此，郑哲敏认为，要真正激活科技界的创造力、实现总书记发出的号召，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道路是漫长的。它要求中国科学从体制到精神上更深刻地变革。
郑哲敏说，“自由探索”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人生目标。
《科学时报》 (2010-6-22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