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今年高考不到一个月时间，然而清华北大两所名校之间的招生大战却早已开始，目前的战斗热点集中在北京上海少数几个考前报考的省份。6月高考一结束，更加激烈和硝烟弥漫的战斗将在其他省区展开。两校在竞争什么？竞争适合本校培养目标的优秀生源。生源是否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基于高考分数的绝对公平观，生源是否优秀的标准主要就是高考分数，分数最高的“状元”就是最优秀的生源。我们可以把这种简单的招生观称为“状元招生观”。
状元招生观在实践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既然状元是最优秀生源，分数是学生是否优秀的主要判据，因而学校基本上以录取到的文理科状元总数以及省区录取分数线的高低作为对招生办公室主任业绩考核的标准。普罗大众也简单以状元数的多少作为两校竞争输赢的标准。这表面上非常符合我们的常识。第二，招生办公室主任对各省区招生组长业绩考核的标准也简单确定为两个：是否录取到该省区文理科的状元、录取分数线是否高过对方学校。第三，既然状元是最优秀生源，录取到状元是学校“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标志，因而大学为状元们开出越来越优厚的条件，包括不断增加的高额奖学金、选择专业和转专业的自由以及其他。在各省区，两校的招生人员几乎会在第一时间跋山涉水奔赴考生家中做争取工作，状元和家长对于待价而沽的态度拿捏得日益娴熟。这使得招生组的老师们在内心深处莫名有一种“三顾茅庐”也好，“卑躬屈膝”也罢的复杂情感。
在状元招生观引导下，中国几乎全部普通高中都将提高高考成绩、培养出状元以及向两校输送生源的多少作为办学目标，因为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也简单将此作为对中学教育质量的判据。于是高考便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今天所有生而处于这个机制之中的个人学习生活，使得高考成为中国少年和中华民族好奇心和创造力的“铁笼”。
然而状元们真的是最优秀的生源吗？这个表面上符合常识的观念经得起我们仔细的推敲吗？
状元这个名词来自封建时代科举制。毛泽东同志对于封建时代的状元们有过如下总结：“历来的状元就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都不是进士。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拔贡。”
情况确实如此。今天我们记得李白，杜甫，但又有谁记得唐朝历届的状元是哪一位呢？如果历史经验值得重视，我们会推论而知，一千年以后历史所记得今天的“李白、杜甫”绝对不是状元，今天的状元们也将注定被历史所遗忘。那么，清华北大千方百计争取状元，不是显得有些与历史经验相悖吗？
今日世界的创新者们同样不是状元。袁隆平先生当年是考上西南农学院的一名普通大学生，其大学一年级的成绩在班上仅据中等。在信息技术领域，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斯蒂夫·乔布斯、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戴尔公司的戴尔不但不是什么状元，反而都是大学的退学生；《阿凡达》、《泰坦尼克号》这两部占据电影史上票房第一第二的导演卡梅隆，这位正在引导电影史中3D革命的导演当年也不是什么状元，他同样是一名大学退学生。而他们，不正是当今中国所最缺乏和最需要的创新者吗？
状元实际是对现有知识体系最为熟练、精确的掌握者，他们对现有知识体系反复深入的钻研使自己成为状元，同时也使自己陷于现有知识体系、或者范式陷阱中难以自拔。创新和创造恰好要求突破现有知识体系，创新者必须对现有知识体系保持高度的怀疑和不信任而非认同，因而他们不可能成为以现有知识体系为标准的考试中的状元。“地心说”时代的状元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哥白尼！
破除状元招生观，第一步其实很简单：清华北大不再公布状元数量，招生老师不与状元、状元家庭主动联系，取消给予状元的奖学金和其他优惠，不以状元数作为对招办主任业绩考核的标准。第二步有些难，但值得争取：清华北大应对报考的状元（进而包括高考前五名）另外组织单独面试，同时向教育部申请拒绝录取他们的权力，这样的权力香港大学就有。内地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包括可以降分录取某些低分考生的内涵，也应当包括拒绝录取某些高分考生特别是状元的新内涵。第三步更难，那就是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导下，“建立健全有利于专门人才、创新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所谓“多元”，不就是突破以分数为单一标准的状元招生观吗？这样的改革才会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不以状元为荣、反以状元为耻的正确人才观，才能真正触动已经僵化的中小学教育!
清华北大对此可以有所作为，这因而成为两校光荣的责任！
清华大学今年建校99周年，北京大学建校112周年，两校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赛跑。在选拔人才方面，两所大学需要从知识论的哲学层面深刻反思，破除仅以常识为依据的状元招生观，并在全校范围内取得共识并影响社会，进而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作出与其目前地位和人们的期待相称的贡献。
2010年，我们还会看到两所高校骄傲地宣布它们录取了各省区多少个状元吗？
破除状元招生观，清华北大谁为先？
《科学时报》 (2010-5-11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