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应用力学、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科学家，两院院士钱学森曾多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达这样的忧虑。

 

2009年8月6日，钱学森与温家宝最后一次见面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是为“钱学森之问”。这一问，不仅政治家关心，而且普通百姓也非常关注。可以说已然成为一个民族的追问。

 

2006年，温家宝曾就此问计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的校长和教育专家；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11位教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之后，“钱学森之问”就在中国教育界引起热议，现在绝大部分讨论的主题仍然以教育为主。

 

回应“钱学森之问”，教育界的声音包括：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还要做强高等教育。有的强调高校应该“去行政化”，按照教育本身规律办学；有的强调要增加教育经费的比例。

 

显然，这个问题绝不仅仅是靠办好高校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应当说“钱学森之问”其实质是“钱学森之忧”，忧在中国杰出人才冒不出来，忧在如何抓住机遇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与思想，加快行动起来，把自己的“心”增强，使中国人真正“站立起来”。

 

笔者认为这一命题非常重要，是涉及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根本之所在。笔者认为“钱学森之忧”主要包含有3个命题：

 

一是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在大好形势下中国还没有完全独立自主地发展起自己的核心技术，站立起来。

 

二是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原因，是杰出人才不足。

 

三是杰出人才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并且率先克服了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实现GDP的持续增长。我国GDP的总量已位居许多先进国家前列；出口贸易总额也已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在这种大好发展形势下，如何理解钱老的判断——“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他又为什么深为这种状况担忧？

 

这可以从钱老的言行来体会其含义。如钱老从电视上见到的汽车广告都是外国汽车，听到中国汽车业是“外国心”时，连说“泄气泄气”，连问“这些人怎么了？……人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还弄不成？”（苏文洋《钱学森的三问该谁回答》，《北京晚报》2009年11月11日。）由此联想到，虽然我国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专利技术也很多，但是，如先进的战斗机和大型客机的发动机，高级精密机床，许多高新技术设备、核心技术、专利技术、软件等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一直大批量地依靠从外国购买引进，真可以说我们这个大国是“缺少心脏（即核心技术）”的国家。没有自己核心技术的大国就是一个不能真正站立起来的国家，而是处于国际“加工和装配”的地位。在当前竞争激烈和风云多变的国际环境下，这是一种极为被动的态势。“心脏”捏在外国人手中的“巨人”能真正站起来吗？在当前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中国人难道不应当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把自己的“心脏”强化起来吗？！改革开放30多年了，还停留在“引进与加工”挣小钱的状态，以片面地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为目标，难道不令人担忧吗？！这正是极端关心人民和祖国命运的钱老的最大忧患！也应是全体中华儿女最大的危机！

 

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清醒地看到当代科技发展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两院院士大会上说：“从世界科技发展看，科学技术特别是战略高技术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他还说：“我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发明专利数量少，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高，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例较低，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许多技术研究开发的成果还难以实现产业化，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少，科技体制机制存在不少弊端。这些影响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都需要我们下大气力认真加以解决。”

 

温家宝也强调说：自主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支撑国家崛起的筋骨。没有自主创新，我们就难以在国际上争取平等地位，就难以获得应有的国家尊严，甚至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显然，自主创新首先要在影响中国发展的核心技术与基本软件上实现，这样才能支撑国家的崛起。

 

可是，钱老为什么一直到2009年8月6日，在即将走完人生之路时还念念不忘“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和“杰出人才不足的问题”呢？可能就是因为，国家多年来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没有得到切实地贯彻和落实，缺乏具体的措施与安排。许多例子说明，我们过去在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曾经起步较早，但最后又落在国外的后面。所以要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安排好有关的研究工作，还应总结反思一下几起几落的教训。没有政策的连续性，急功近利，工作反反复复是难以征战“科技高地”的。

 

当然，对我们这样一个遭受外国百年侵略而后发展起来的国家，要想尽快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及一切先进思想文化成果。但是，如果几十年持续如此引进下去，不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以及产生核心技术的源泉——人才，以及创新环境与工作平台方面狠下决心去发展，形成自己的系统知识产权，那就永远难以真正站立起来。每个有识之士，每位爱国者都不能不为之深为忧心、寝食难安。我们相信，中国人可以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钱老担心中国杰出人才不足，诚然。但是，事实说明，即使有了像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科学大师，其提议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说，杰出人才不足固然令人担忧，一个发现和培养杰出人才的环境和平台也非常重要。反过来也可以反思为什么我们的杰出人才不足了。

 

钱学森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钱学森生前全面关注我国基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科技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在其1242页书信选集中有全面反映。他谈到的几个主要方面包括：

 

1.提倡在化工、冶金、轻工、建材等工业部门拓展系统工程、系统学的应用，提高过程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及集约化程度。

 

2.发展物理力学学科。包括有：高温气体、高压气体、高压固体及临界态、超临界态等，解决发展大型火箭发动机和宇航事业，以及高强度核辐射等相关技术问题。

 

3.发展包括大型水轮机、汽车发动机，先进的喷气发动机，先进的风力发电机等大型尖端技术设备在内的机械制造业问题。

 

4.发展化学流体力学，改造我国化工、冶金产业问题。

 

5.运用全部的现代化技术，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学这样的基础科学，发展知识密集型沙产业、草产业和海产业问题。

 

6.发展 ，探讨脑科学与思维科学问题，推动思维学、人工智能、相似论、智力工程等方面的发展。

 

此外他还十分关注发展第五代智能超级计算机问题；关注教育与培养工理文艺结合人才的问题。发展地球表层学、系统地理学、城市学等，规划国土的利用与开发问题等等。

 

应该说，这些建议都具有极大的创新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的。以物理力学为例，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想建立自己强大的空间国防力量，在空间探测方面作出突破性的贡献，就不能不重视物理力学及其所包含的相关爆炸力学、等离子体力学等学科发展，它是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

 

钱老对这门学科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设立了物理力学专业，钱学森几乎每周都要到研究室参加研究讨论。有人诟病钱学森的物理力学是物理化学，但如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崔季平所说，从物理化学家们的工作到工程技术，其间应该有工程科学起作用。跨不出这一步，在工程中就没办法用。“通过这样的处理，把微观的化学家处理的问题，发展到工程应用中去，这个过程就是力学的范畴。”崔季平在研读20世纪90年代郑哲敏从美国带回来的那批钱学森的手稿后，重新认识了钱学森发展物理力学的内涵。李佩也认为，应该将这批手稿整理成中文，有些事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从物理力学起落看钱学森学术思想》，《科学时报》2009年11月12日。）

 

作为一位有丰富基础知识和科学技术实践经验的、有高度科学素养与科学远见的战略科学家，钱学森提出并以毕生精力提倡和推动的物理力学，遭遇却十分曲折：1956年开始作为本科专业招生，1958年因“大跃进”被取消；1961年在中国科技大学恢复专业，后来再度被撤销；1979年再次恢复，1993年最终还是被撤销。历经“三起三落”，最终遭遇的还是被撤销学科资格的命运！唯一剩下的一个小分支，就是高温气体，因为郭永怀先生在最初保护了一下而得以幸存。

 

为什么不能大力提倡和发展钱学森提出的这些宝贵的科学建议呢？

 

崔季平表示，在急功近利的氛围下，对基础学科的建设没有力行，一些想法没有得到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李佩表示：“如果当时能坚持走下去，可能现在的情况会大不一样。在急功近利的氛围下，基础科学在一些时候无法得到应有的发展，有些甚至消亡。爆炸力学、物理力学、等离子体力学在1993年被取消了，这是非常短见的事情。作科学研究不能以能不能拿到钱为主要目标。”

 

胡锦涛在2006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国际级科学大师、科技领军人物，可以带出高水平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和团队，可以创造世界领先的重大科技成就，可以催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和全新的产业。在我们的院士队伍里，就不乏这样的将才和帅才。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这类人才还不够多。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首先要抓紧培养造就这类人才，尤其要培养造就一批中青年领军人物。同时，我们还要培养大批各个层次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在学术和技术梯队中形成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和符合科技创新需求的人才结构，以推动科技活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创新实践。”

 

这段话讲得非常好，非常中肯，可是我们请回来的“国际级科学大师、科技领军人物”钱学森，以其身份之显赫、地位之特殊，所提出的发展物理力学的重大建议，尚且遭遇“三起三落”，最后还是难免被砍掉的命运，何况广大一般科技专家的建议，又如何能得到重视？！

 

我国杰出人才是不足的，但是，已有的杰出人才（如钱学森等）的作用也得不到很好发挥，又是为什么？应当说，从根本上讲，这种忽视与忽视原始性创新有关，不需要原始性创新，何需技术科学的基础研究，杰出科技专家也就成为多余的了。不少例子说明，仅有领导的讲话，或是中央的指示，但没有人去具体贯彻实行，或是阳奉阴违，执行得很差，或者是社会环境不允许，那么就是有再好的政策也只能停留在一般口号上，长此下去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负面的影响！政治上很不可取。

 

中央领导都强调了，重大战略高技术是引不进、买不来的，原始创新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不能总是跟踪模仿别人，也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创成果。既然原始性创新是“引不进、买不来的”，那为什么就不能重视去做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的创新工作？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决策上出了什么问题？

 

胡锦涛强调“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但是，钱老这样的遭遇又如何解释呢？胡锦涛强调了“尤其要培养造就一批中青年领军人物”，这也是很正确的。但是，由谁去培养？用什么方式去培养？要何时培养才能成才？难道又靠由国外大批引进吗！核心技术引不进来，难道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却可以引进来吗？！此外，国内的杰出人才，应当说尚未很好地发现和使用起来，并发挥作用。现有的许多制度和做法是不可能出真正的人才的。以论文数量论英雄，按计划花掉项目经费就是好样的，这能出真正的科技领军人才吗？反过来，像钱老这样的大师，还有像李四光这样的地质学大师等等，他们富有真知灼见的建议又被多次搁置，不予支持，我们的自主创新又从何谈起呢！“一将难求”既然这么重要，建议在推动有关学科发展，解决国家有关问题时，要使这一“将”的团队真正发挥作用，改变现在盛行的“行政化”倾向。不仅是科技方面，其他不少方面，在识人、用人和管人的指导思想与办法上都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在杰出人才能不能够受重视、能不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问题。人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年，钱学森的理解是：“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就是说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要靠科学技术，今后发展新型产业，就应当以科技创新来引导经济发展。”这与过去人们常常认为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生产需要、处于从属地位的理解相去甚远。科研与生产两张皮、互不搭界的现象，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各级领导在思想上就把这两者分开对立起来，并不认为抓生产就一定要抓科技。就像王义遒（北大原常务副校长、教育家）所说，有了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创业者，再靠大量的老百姓就能把GDP搞上去。现在中央领导的提法是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科技的重要性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种提法只有成为广泛共识并得到切实贯彻，才能真正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

 

钱学森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另一个不利于杰出人才脱颖而出的问题是：“部门分隔，各占一块搞分隔，是今天科技体制之大病。”（见《钱学森致陈春旺的信》，1992年9月23日。）他建议应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加强统筹规划，领导使用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近20年过去了，在今天看来，“部门分隔”已成为阻碍科技生产力大发展的严重阻力，而且，还有越发展越严重的趋势。

 

 

“钱学森之第三忧”是指现在“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1.钱学森所说的杰出人才是什么样的人才？从他提倡的内容看，应当是具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化学、社会、经济知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立志要为中国发展解决重大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以适应第五次产业革命所需要的人才。包括要能创新性地解决先进的动力机械制造、先进喷气发动机制造问题，解决宇航用大型火箭大推动力系统等人才的问题。

 

关于培养杰出人才，仅仅改变教育培养模式就能解决问题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这样的人才如果没有为祖国强大、为科学技术发展献身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情操是绝不可能出现的。整天想发财当官的人、个人利益第一的人是永远做不到的。

 

解放后，中国也确实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否则又如何能保证国家今天的辉煌发展。但从整体上看，从第五次产业革命的需要看，现在创新型的杰出人才还不多。

 

2.学校教育主要是打基础阶段，对于杰出人才的培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但并不是全部。学校教育学生应是“德智体美群”，再加上一个“哲”字，即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培养。“德”的养成非常重要。如果像媒体上报道的那样，个别小学生填报志愿时写“长大了当贪官”，那就太可怕了。这种情况虽说是个别的，但是想当公务员、想当“官”的则不是个别现象。发生这种事例，不能不说是基础教育出了偏差。没有正确的人生观，没有理想与远大志愿，就没有成才的动力。

 

学生出了学校进入工作岗位后，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受到的教育时间更长，遇到的机遇更多，因此，这一阶段同样是重要的。到了工作岗位，遇到机会，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准备不够，又如何能抓住机遇很好地完成任务，使自己锻炼成长？成才，首先要个人立志奋斗，家庭社会也要为其创造成长的条件和机遇，但这都是外部条件，外部条件只有与内部努力相结合才能起作用。当然，也要有人充当伯乐，发现和推荐使用人才，这种机会同样是重要的。学习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知识学习，还有组织能力、处理工作难题的能力，以及与同事共事能力的培养，即“群”的教育。

 

当前的学校教育，以创收、升学率、就业率为主要考核指标。这种风气对学生影响极大，在这种风气之下的学校是绝不能培养出新人的。

 

学校教育，老师第一，他们给学生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甚至是一生的。老师的思想境界与学术水平，对学生思想境界的开拓和学术水平的发展关系重大。

 

关于学校的“去行政化”问题，是教育界讨论的热点之一。笔者认为，学校应以教学为中心，不应当动摇；以教学为中心，就应以教师教学活动为中心，而不应以管理行政活动为中心，学生、教员围着行政活动转。党的中心工作也应是围绕搞好教学培养人才来活动，其他无关的或次要的活动不能占据太多时间。

 

3.工作岗位上和社会教育的问题。在科研教学单位，对科技人员的考核则以出论文数和取得的项目总经费为硬指标，现在又加上一个完成经费开支为硬指标（常常是拨款很晚，随后就要成果，要结题报告）。一个科技人员要承担着多个项目（课题或专题），以便维持生计，一年到头忙于应付检查评审，交阶段性报告，疲于奔命，安不下心来研究问题，也没有时间保证研究问题。如果一个工人没时间操作车床，又如何能完成加工任务呢！现在，官员们通过课题、项目的检查、评审不断地增加个人收入，这就“鼓励”了人们更要多开会多检查，真是令科研人员苦不堪言。“科研人员干什么去了”，钱老的这一问，问得太对了！

 

社会上当官的风气很盛，影响广泛而深入灵魂。工作作出点成绩，往往就会给戴上各种“光环”。其实含金量很低，有的甚至造假，就被物色为官员。当官收入高、稳定、风险也小，还可以不断“镀金”，加冕上什么硕士、博士。当官就等同于当了“老板”，科研人员都要为其服务，还可利用职务之便，捞取不少灰色收入！还有，现在有的年轻人只要当上首席科学家，就有了经费，可以雇用多名院士、老专家为其工作，成果都要归在他的名下。这样能培养出什么样的杰出人才？！

 

本来，科研单位应以学科带头人和科技骨干为中心进行业务活动，现在则一切以行政官员为主，似乎当上什么“长”就成全才，什么都懂，都参与评审。整天开会，没时间读文献、作研究，可是“知识”却见长！什么专业的意见都敢发表。这也是现代中国科技界的咄咄怪事！

 

4.王义遒针对“钱学森之问”的一席谈话很有启发，它反映了当前具有普遍性的一种现象。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像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问，需要不需要一个引领者？他说：“当然要，但主要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创业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能创造这样一个时代。”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有相当大的代表性的，在各行各业都存在，而且还是很主要的倾向。

 

王义遒说，不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生。钱老也谈到，中国没得诺贝尔奖，主要是国家建设的整体方针政策的结果。这种说法也对。但是，现在应当说形势早已来到面前了，中国必须尽快装配上自己的“心”。中国的杰出人才亟待发掘和培养。显然，现在培养出的科技领军人物是难以带领中国迎接21世纪的国际挑战的，因为如果可以胜任，又何来“钱学森之忧”呢？（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文津）

 

《科学时报》 (2010-5-4 A3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