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在耶鲁、牛津、剑桥、斯坦福这些国外顶尖大学校长的眼中，中国高校当前最需要变革的是什么？怎么才能解答“钱学森之问”，让高校培养出杰出人才？在5月2日于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20所世界知名大学的校长，及121位国内大学校长济济一堂。记者专访了5位国内外著名高校的校长，请他们为中国高校把脉、“挑刺”，多位校长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的大学绝对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最快估计，需要20年。

 

作为世界顶尖名校，理查德·莱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

 

 

绝大多数的亚洲的学校和欧洲大学一样，本科教育是专识教育，一般来说学生在18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的终身职业，之后就不再学别的东西了。和一些一流的欧洲大学及美国大学不同的是，中国的教学法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总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样的一种传统亚洲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培养具有领导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那就不行了。这对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也是不利的。

 

 

如何才能改变这一切？莱文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通识教育。美国的本科学生在头两年会尝试各种学科，然后会再选择一个主科。因为通过对多个学科的接触，会有不同的视角，使他们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新的问题。设想一个政府的领导以前学过历史，又学过道德哲学，同时还学过经济、心理学的话，那么他胜任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目前中国有许多的一流大学已经开始借鉴美国通识教育的模式，北京大学在2001年推出了元培项目，选出一些优秀学生进行通识教育。他们生活在一起，同时在两年过程中学各种各样的学科。在复旦大学，所有学生第一年都接受公共学科的教育，之后再去选定一个主科。在南京大学，也开始按大类招生，学生在报考的时候不再需要去填报某一个专业，而且第一年会有60多门通识教育的课程供他们选择。

 

 

具体到教学方式上，牛津、剑桥大学的导师系统，要求学生必须自己进行立论，进行辩论。而美国的模式就是一些互动式的讨论会，或者说是一种小班授课，他们会挑战彼此，而不是盲目接受导师的观点。现在美国的顶级大学的考试，一般来说不会要求学生去死记硬背一些事实，而是让他们去解决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去分析某一个观点的两个方面，同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教学风格要改变起来更困难。因为进行小班授课成本会更高，而且即便进行了小班授课也不能够保证学生就一定会进行互动式的交流。因此教师就应该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主动的思维，让学生能够挑战彼此，挑战教师。对于中国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尽管中国大学的校长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困难不少，可见对教师教学方法进行培训相当重要。而那些在国外学习过的大学教授，他们改变起来可能更容易。另外中外学生之间的交流，各个大学之间校际的交流，也会加快这一个过程。总之，莱文认为通识教育对中国来说好处大于坏处，而培养学生这样的评判性思维和独立思维能力，对中国来说也是好处大于坏处。

 

 

和耶鲁不同的是，牛津大学并未采取通识教育，他认为，各国应根据国情来采取自己的教育方式，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使学生可以分析问题，有思辩的能力，而中国最缺的就是敢挑战权威的学生。

 

 

汉密尔顿说，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作为一个科学家，也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在我的博士生项目里面学习，他们非常优秀。因此从教育的结果来说，我觉得东西方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如果要说到差异，在我看来最大的差异，是中国的学生缺乏自主的思维和创造性的思维，缺乏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要鼓励中国的学生成为更加主动的研究者、挑战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不过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中国学生也在发生变化，3月份，我来到北京，在北大和清华做了一些讲座，一些非常年轻的中国学生问了一些非常难的问题，对我进行了挑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我们也希望这种变化能够持续下去，慢慢形成一种习惯。

 

 

汉密尔顿说，在大学我们是通过课程来提高学生的才能，就像刚才前一位校长所说的，我们教育的目标，特别是一些名校的教学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使学生可以分析问题，有思辩的能力，不同的国家，有不同办法，比如在美国有很多的大学开展通识教育。英国则形成鲜明对比，采取的是专业化教育。英国的中等教育本身就非常专业化，到了高等教育也是非常专业化的。在牛津大学我们的本科生参加一些独立的学习、研究、讲座，我们有一些每周几个小时的一对一或一对二教学。可以说，这些学生面对挑战的时候，已经无处可藏了，必须要直接面对一些问题。同时，使得学习有自我学习、自我激励的习惯。牛津大学导师制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学生接受教育的同时会挑战导师的解读。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做法都存在着，显然我们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共性，就是我们都应该把人才当做最重要的资源，并且不断反思如何更好支持他们的发展。

 

 

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到底在哪里？斯坦福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高校应该从数量扩张发展到质量建设上来，而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20年。

 

 

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认为，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说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约翰·汉尼斯认为，当前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我看来主要是在质量建设上。在过去的20—30年间，中国大学更注重的是学生数量的扩张上，现在则已经到了重视质量的时候了。世界上只有少数一些大学能够成为顶级大学，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约快则20年，慢则50年。在这一点上，斯坦福大学发展的例子可供借鉴，在20世纪50年代时，斯坦福并不是世界知名高校，而20年后她已跻身世界一流高校之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充分利用政府的资源和支持。二是重点发展工程、计算机、软件和医药等学科。三是建设硅谷，与企业之间建立特殊联系。

 

 

如果要给当前中国大学“挑刺”的话，汉尼斯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是课程设置中，讲座式为主，而小组讨论的方式很少，这样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收获。在斯坦福也有不少中国学生，他们刚来的时候，不敢提问不敢质疑，但看到身边的其他同学经常挑战老师，自己也慢慢在改变。第二点，中国高校让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了。学生在18岁的时候，还不了解大学课程，更谈不上感兴趣，这时候就让他们选择专业，并灌输就业的观念，这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在我看来，本科教育不是为了让学生得到第一份工作，而是第二份、第三份工作，让他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中，获得整个人生的基础。当然也有不少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目的的职业学校，这就另当别论了。

 

 

汉尼斯认为，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实现卓越。但在每个领域都很完美，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重点，这个原则在每个国家都可以使用。比如在斯坦福也有这样的情况，以前也有过护士及建筑学方面的项目，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就把这些项目都关闭了，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把它们做好。还有一种可能性，在某一个领域，你没法做到一流，但是又觉得在这个领域我必须做下去，这个时候就要针对那个领域建立一些新的策略，对它进行重造重建，可能需要新的领导，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战略规划，这才能够去保证我们所做的所有投资和资源不会被浪费。

 

 

谈到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时，刘遵义表示差距很难量化，但20年内中国应该会有世界一流大学。他认为，培养创新人才不仅是中国高校面临的难题，也是整个东亚面临的困惑，这与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营造创新人才成长环境”是本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热门议题。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尊师重道是个悠久传统，学生尊重权威，课堂上对教授观点不敢有异议，100%相信老师。在这种学术氛围下，何来创新。“爱因斯坦如果不是怀疑牛顿的观点，挑战权威，也不会有创新。”刘遵义说，受文化差异的影响，中国大学培养创新人才比西方更困难。“如果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都不敢质疑老师，你怎么能指望他到大学能质疑老师，挑战权威？”

 

“我不敢说香港中文大学创新氛围很浓，我们在积极营造这样的环境。”刘遵义说，在中文大学有很独特的书院制度，中文大学有四个书院：崇基、新亚、联合、逸夫书院。学生入校后，除了选择不同专业外，还要选择自己的书院。所有老师也都隶属于某个书院。主要进行通识教育，包括中国哲学、法国音乐等。所有本科生都会在这个书院里面，甚至吃饭都在一起，三四年下来，大家成为好朋友，跟老师非常熟悉。这种模式非常受学生欢迎。

 

 

在填报志愿方面，刘遵义认为，其实18岁就要让学生来决定读什么专业，未来从事什么工作，的确太难了。很多学生、家长对专业的概念很模糊，比如有的学生听从建议选了医科，结果看到流血会晕倒。高校应该建立弹性机制，让学生可以更换专业，学生应选择最喜欢的事来做，如果做喜欢的事那会是一种享受，而家长则应充分尊重孩子。

 

已经走过八个多世纪的剑桥大学最青睐什么样的中国学生？剑桥大学副校长尹·莱斯里接受记者专访时给出了答案：有潜力的学生。

 

 

剑桥大学更需要学生有专业学习能力。尹·莱斯里透露，剑桥大学在录取学生时，最看重的是学生的潜力，“面试中，考官可能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定学生是否有潜力。”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对学科基础知识的把握相对牢固，因此中国学生在国内的在校成绩，也将被列为选择时的重要标准。剑桥会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同时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良好稳定的环境，以便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潜力。而剑桥大学录取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程序有所不同，研究生能否被录取，最关键要看导师，最好能够先明确你准备跟哪个导师，他认为你适合他的团队，才是最重要的。

 

 

谈到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话题时，尹·莱斯里副校长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太多，多了肯定称不上一流了,中国完全有希望发展世界一流大学。他表示，建设一流大学首先表现在强大的科研竞争上，需要充足的科研经费，有一流的科研；其次，不仅是科研一流，教育一流不可或缺,且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中国的大学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如何发现真正有才华的学生方面都有非常惊人的变化。至于现在的中国大学，应该有更多的大学成为研究带头人，同时还应该有能接纳大量学生的教育体制。

 

 

一位国内大学校长说，我们常说在本科阶段要面向社会需求来培养人才，要以市场需求或者是以就业需求为导向来设置专业，培养人才。本科阶段到底需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在这一观点上，中国的大学和西方大学始终有一些交锋。

 

耶鲁大学莱文校长认为，美国有不同的教育机构，有很多的层次。有一些教育机构是专门培养最有竞争力、最高端的那些学生或者未来的人才。这些教育机构数量是比较少的，他们比较注重通识教育。还有很多的教育机构是职业培训机构。而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最高端的大学，也就是美国的最优秀的大学或者说是中国最好的100所大学，我们的任务不光是要培训一些以后能够找到好工作的，具有某种技能的人，而是能够培养一批未来创造中国、创新能力，培养出下一代领导人的一些人。而非常狭隘的职业教育是不足以迎接这些中国未来的挑战的。

 

一位国内大学校长向清华校长顾秉林提问：清华本科毕业的出国读硕士博士比例有多高？三年或者五年回国的比例有多高？如果不太高的话，这个原因是个人的原因还是国情的原因，或者是我们的教育原因？

 

顾校长回答说：出国学习是不是好事？我认为是好事！我们在座的大学校长，我算是比较老的，有几个没有出过国？所以不要把出国当成坏事。我透露一个数据，最近这三年，清华本科生直接毕业以后出国的是15%，硕士生毕业直接出国的大概25%，因为这些学生基本上都得到了美国学校的全额奖学金。我个人认为本科生有15%到25%出国，这是正常的比例，太少了，说明你那个国家开放度不够；太多了，说明你的教育很成问题。

 

第二，对回国怎么看？不要以为，暂时没有回来就不爱国了，是两码事。回来我们欢迎，不回来，他们在国外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很好。其实你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现在和国外非常紧密的合作和交流，很多是靠那些在国外工作的人所起的桥梁作用，因此暂时不回国也没什么关系。认为回国就非常好，不回国就怎么不爱国，我想这个观点太陈旧。

 

 

本届中外校长论坛与以往不同的一点是，主办方还邀请了4位企业代表，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及战略官科瑞格·蒙迪主要负责公司的技术战略和长期投资，并掌管微软研究院。他从企业的角度对大学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蒙迪说，我们作为企业来说，是希望能够看到跨学科思考这样的一些学生，跨学科思考的能力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最终我们需要去和世界各地以及各个不同科学领域的人打交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跨学科的能力非常重要，合作能力也非常重要。此外，我认为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能力之一，就是敢于冒险的能力。如果作为商业界的领袖，不敢去冒风险，或者不适应一个冒风险的环境的话，我相信他未来是不会适应相关挑战的。

更多阅读

科学网刘广明相关博文：大学校长论坛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剖析？——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开幕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