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学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所开办的分校，并不是一个分校区，而是纽约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进入纽约大学、体验整个纽约大学的“第二个入口”。学生可以随意选择，是到纽约还是到阿联酋去读书，这就像选择一门课程那样轻松自如。
3月24日～26日，英国文化协会在伦敦召开了第四届“走向全球”国际会议，探讨高等教育的未来。本届年会的主题为“世界的潜能：让教育迎接挑战”。会议对当下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全球化进行了深入探讨，更为亚洲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新的理念，应引起中国高等教育界的重视。
成立于1934年的英国文化协会是英国为促进文化教育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非营利性组织，在全球109个国家的223个城市设有办事处。该组织与亚洲的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943年在我国重庆设立的办事处。目前，该协会在中国通过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教育处，以及在上海、广州和重庆的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开展工作。英国文化协会的使命是“学习、分享与联结世界”。
由英国文化协会组织的有关教育的“走向全球”国际会议，其目的是为探索全球教育最新发展、探讨各种问题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今年在伦敦召开的第四届“走向全球”国际会议，有包括中国代表在内的超过1200名代表参加会议。之前的三届会议共吸引了来自全球70个国家的1000余位代表。
如何让教育迎接国际化的挑战
本届会议的主题为“世界的潜能：让教育迎接挑战”。英国文化协会的执行总裁马丁·戴维德森在对会议的目的所作的论述中说，希望大家能够探讨世界范围内的高校、政府与社会所面临的领导能力与政策方面的挑战。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全球的经济衰退是否引发了“孤立主义”？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对国际教育意味着什么？全球的流动对于教职工和学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他们应该如何应对？全球的流动又是如何影响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共享与观念共享的？我们所憧憬的一个真正的国际教育体系的前景是否正在受到威胁？
具体而言，大会讨论了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教职工与学生的流动性问题。在过去的20年间，各个大学的教职工和学生的流动不断在增长。那么，各个高校如何鼓励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学生参与到各种国际学习之中？对于教职工的全球流动来说有着怎样的障碍？
其次，新型的全球合作模式是什么？
再次，如何打造全球公民？各国政府和企业都从具有全球意识的毕业生那里有所获益，像这样的教育在全世界范围内占据着怎样的重要地位？就某种程度来说，是否所有国家都需要去开发这样的国际意识？
最后是政策与领导问题。人们早已感受到了国际教育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个层面上的深刻影响。那么，对于高校、政府和社会来说，他们所面临的重要的领导与政策方面的挑战是什么？政府在教育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中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在本次会议上，代表们主要站在“国家”与“大学”两者的层面上，讨论了诸如国际化教育的推动力与动机何在；有哪些策略可以使两者统一；怎样才能使两者共同去支持诸如研究、课程的改进、教学、学生实习以及教职工的发展等诸多的因素。
从“大学”到“巨型大学”再到“全球大学”
据《高等教育纪事》报道，与会代表们大都表示，全球经济在经历了近乎是灾难性的衰退之后正在发生逆转，而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国家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西蒙·马金森教授向与会者描述了本次会议所面临的语境是：“高等教育超越了单一的民族国家，是全球化的一个中心推动力。”戴维德森在会上说，在这样的情形中，“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我们既有责任，但同样也面临着发展的机遇”。
我们都知道，通常意义上的“大学”是“university”，但随着20世纪的发展，特别是到20世纪中叶以后，很多的大学已经发展成为庞然大物，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时任加州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凯尔就发明了“multiversity”这个词汇，指那些由众多学院和系科组成的、从事教学研究活动的“巨型大学”。
一般来说，这样的“巨型大学”大都是研究型大学。在马金森看来，虽然这些研究型大学大都是积极参与全球交流的高等院校，但现在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已经发展成为了他所谓的“全球研究型大学”。他说，这样的大学虽然是“巨型大学”，但已经超越了“巨型大学”，是“一所由研究一切的各种学科组成的巨型大学”，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大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大学的典范，“它们虽然是巨型大学，但更加注重研究，更加注重流动性、在全球的体系，也更加注重在全球的排名”。
马金森说，高等教育中的此类新型模式，同样也带来了一些矛盾和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大面积的教学与高精尖学术研究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一国之视角与国际化视角之间的矛盾。他说，在一些国家，在政府和高校之间，类似的问题已经亮起了警示灯。
美国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以本校在海外的发展为例在大会所作的发言，似乎为马金森所说的全球研究型大学提供了例证。他说，纽约大学正在寻求转型，要把自己转变成一所知名的“全球大学”。纽约大学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所开办的分校，并不是一个分校区，而是纽约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进入纽约大学、体验整个纽约大学的“第二个入口”。学生可以随意选择，是到纽约还是到阿联酋去读书，这就像选择一门课程那样轻松自如。
塞克斯顿说，大学在海外的扩张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能否保持质量。在这方面，各个高校都以不同的方式去迎接这样的挑战。纽约大学的网络课程体系仍旧是建立在纽约。与这样的模式有所不同，有些高校则仍然主要是依赖各自已有的校园，也就是说，主要把外国学生吸引到本国来。
塞克斯顿说，每个大学的选择和决定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都要作出选择和决定，否则迟于应对的话，将来可能就得被动应战。
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全球大学”的到来
马金森在大会主旨发言中说，主宰全球的英美大学已经不再，“东方正在崛起”。的确，亚洲的高等教育格局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负责人金光作在发言中说，大约三分之二的亚太地区的学生都到海外去留学，以此就可以看出欧洲与北美高等教育的全球化正在大踏步地推进。他说：“全球化应该看到地区的格局变化，看到它对亚太地区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中国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在发言中质疑了现存的一些衡量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些标准后，似乎是对金光作的“全球化对亚太地区的国家意味着什么”的发言作出了某种回应。他说，中国对全球高等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把大量的学生送到海外去读书，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愿意接受来自国外的学生到中国来学习。
而来自巴西的里安多罗·泰塞尔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全球研究型大学并不能解决当下最紧迫的教育问题。尽管他同意说每个地区都应该拥有马金森所说的全球研究型大学，但国际化与合作交流也必须把非精英类的大学包括在内。
在大会上，大家还讨论了另外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一，如何去定义一所真正的“全球大学”。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些观点是：要为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各地的学生，制订一份明晰的本科课程培养方案；要拥有相当数量的国际学生和国际教师。
第二，大学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哪些困境和困难。塞克斯顿说，他最担忧的是“地方主义”所带来的危险。当人们被迫走出自己所熟悉的地带时，难免会有抵触情绪和行为。
第三，如何提高“全球大学”的质量。包括马金森在内的很多大学都对把国际学生当做大学财神爷的现象和趋势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说，无论如何，高等教育都应该重视质量，而不能在这方面打折扣。他还风趣地说道：“糟糕的全球化，总是来得易如反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