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诡辩论者欧布里德曾提出过“谷堆论证”的哲学论题：一粒谷子是否可以形成一堆谷子？具体内容是，一颗谷粒不能形成谷堆，再加一颗也不能形成谷堆，如果每次都加一颗谷粒，而每增加一颗又都不能形成谷堆，那么怎么形成谷堆呢？
显然，上述论证本身在性质上是错误的、诡辩的，论证结果也与事实不相符，但却把量变和质变的矛盾及其转化这一重要哲学问题提了出来。即使今天，当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时，有时面对具体问题，也难免因为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或根本没有裁量标准而左右为难。
3月10日，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在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上发表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章中，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指存在多处抄袭。
近日，该事件引发的讨论越来越多，“挺汪派”和“倒汪派”针锋相对，辩论也超越了事件本身。虽然以北大教授钱理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等人为主的“挺汪派”声势更壮一些，但不难从来言去语中看出，“这本书在引文方面确实有不够规范的地方，但这属于技术上的问题”（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钱理群）。
从2007年中科院提出《科学不端行为的六条认定标准》，到2009年8月26日科学技术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10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再到今年3月30日国务委员刘延东在“科研诚信与学风建设座谈会”上指出，对学术不端行为要采取“零宽容”政策，严格要求，严厉约束，有一个处理一个，并公开曝光，决不让弄虚作假、剽窃抄袭行为有立足之地，学术界对“科学不端”或“学术不端”行为的围剿决心和力度越来越大，但在具体问题上，却存在无人裁定和没有裁定标准的问题。
在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宽容”之前，需要有“零尺度”来判定。去年也发生过两例某校（院）长“论文抄袭事件”，最后以当事人单位宣称是“学术观点不同”而告终。就像在授予汪晖博士学位时，有一个学术委员会来认定是否授予一样，如果出现有关学术不端的争议，应该有个机构或组织来认定其是否存在不端，或不端的程度怎样。“挺汪”与“倒汪”的呼声再高，终究不是权威机构的正式结论。
如果2009年出现的“最牛论文”（两篇论文只有署名不同，其他内容从标点到致谢毫厘不爽）算是最大的“谷堆”，算是100%抄袭的话，那汪晖“引文方面确实不够规范”算是一两颗“谷粒”呢，还是多颗“谷粒”呢？或是根本连“谷粒”都不算呢？
钱理群认为，以20年前的标准判定，这种不规范的引用不是剽窃。那么，如何证明20年前的标准不如现在严格呢？20年前的学者们是都这样引用还是只有一部分这样引用，引用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当时这样引用的比例多高，才能说明这篇20年前的论文合乎规范呢？
在学术论文中，出现百分之几的问题又是在容错范围中的呢？
在量和质之间，我们还缺少一个给定的标准。我们急需这样一个组织，即便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最好有“挺汪”与“倒汪”两派学者参与），急需这样一套标准，即便是个并不严谨、不科学的标准，来还汪先生或王先生一个清白。
《科学时报》 (2010-4-12 A4 科学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