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科学家的实验精神探索中国高教改革的出口，以哲学家的思维宽解内心的困顿，以教育家的仁爱守望中国大陆第一所没有官员的大学。2010年，他在高校的行政改革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人物简介：朱清时，1946年2月出生，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6月～2008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七任校长。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3月，被深圳市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推荐为校长第一候选人，同年9月10日接受聘书，成为南科大创校校长，被社会各界寄予高等教育改革厚望。
言论
“我已经64岁了，想再拼搏一次，看看去行政化能走多远。
众多体制上的障碍，已经法制化了的障碍，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就能把它全部克服了的。
现在参加到我们队伍里的人越来越多，我相信我们做的事情代表了中国教育的大方向，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肯定会成功，但不一定是我。”
朱清时三解“困卦”
对朱清时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他坚信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必将成功，尽管成功者不一定是自己。
2010年接近年底的光景，朱清时收到记者发来的照片——自从就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以来，每个月都有记者来拍照。
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自己，朱清时心里略有怅然：“啊，我已经老去这么多了……”同是仰着头的一张肖像照，他觉得今年10月的他，比去年同期“满面红光消失了，新添了几许皱纹，(显得)疲惫”，那是拜失眠所赐。每天的睡眠多少，完全取决于“吃多少安眠药”。
这是焦虑的一年，朱清时用《易经》来描述这种焦虑：“中国《易经》中间有一个卦，叫困卦。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改革，但是处处都碰壁……所以总的感觉就是困。”破解方法之一是承受这个困境，仍坚守正道，自得其乐，等待时机，必可成事，摆脱困境。
12月18日下午，南方科技大学举办了自主招生咨询会——家长带着孩子从各地赶来，对这所尚没有拿到教育部招生批文，准备由学校自己给学生颁发文凭的南科大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学校和深圳教育局领导坐镇，能容纳200人的会场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原定一场的咨询会也增加到三场。这个场面让朱清时很感动，“大家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南科大和南科大的改革。”
不可能的任务
深圳的冬天，气温仍在20多摄氏度，但朱清时腰间却缠着一条宽宽的保暖护带，那是因为肾结石的缘故，腰寒。
自从任了这个校长，朱清时就没再跨进过体检中心的门。“(因为)我从事南科大这件事，(所以)体检对我没意义，检出来有病我也不能休息，没有别的选择。”朱清时语速徐缓，却不得不做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人。
在中国大陆，按照教育部几十年来形成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要建成一所研究型的大学，需要经过的程序为专科的设立、评估，本科的设立、评估，硕士点博士点的申请，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历时二三十年。
而南科大的目标，是要效法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用不到20年的时间建立一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朱清时是被全球猎头公司和深圳市选中的“造反”带头人。他在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期间，抵制全国性的圈地、扩招大潮，还说出“我对(中)科大主要的贡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这般给力的话，被舆论称作“中国最牛大学校长”。
2009年9月10日，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里接过校长聘书，闪光灯下留下了改革者意气风发的面孔。但实际上，“深圳筹备南科大，教育部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同意的，因为深圳筹备南科大的思路跟现有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格格不入。”朱清时清楚，此先河一开，后来者的攀比将难以对付。
骑虎难下是种焦虑且危险的体验。
“筹建不经批准，你要动用财政的资源，你要想建南方科大——违法！”朱清时说“头几个月完全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
已经就任的朱清时想着“总要尽职做一些事”：“我能做的事只有一项，就是把我们想建南科大的理想、理念，我们想做什么样的实验，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教育界的专家、领导，让大家来评判，应不应该让这个学校去试一次。”结果，在媒体上，朱清时“博得了一边倒的支持”。
“……舆论的压力，(加上)上级一些首长的态度，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很有改革精神，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支持我们。所以第一个困境就走出来了。”
“一千万”的自主权
筹备建校，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花钱”。但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下，钱是要按照严格的财务制度程序来花的，朱清时“买电脑”和“修房顶”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朱清时是如何“完全被捆住手脚的”。
“我第一天上班说要买台计算机，工作人员马上告诉我：‘买要两个月哦。’”64岁的新校长被吓了一跳。对曾经账上有着几亿机动经费可供支配的前中科大校长来说，在深圳买电脑的过程简直无法理解——报计划、审批、招标、批量购买、分配，一个都不能少。
修房顶的事情更让人无奈。经历评估、报计划、审批、招标……这一绵长的行政链条后，其结果便是“几个月以后才开始正式修房顶”。
“要是这么做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希望在短时间内把这个学校建好。”这个说话绵柔、温文尔雅的四川人有点恼火了。只是，他的破解之道依然是“讲道理”。
“我们去跟深圳市委市政府沟通……大家都觉得，中国这么大，中国的教育这么复杂，让一两个学校，特别是像深圳特区的南科大做做试验，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大家都是讲理，市领导也很支持，开了几次协调会，明确表示，(对)南科大要坚决支持，好多地方给我们开了绿灯，我们买东西也快了，也给我们1000万机动经费。这是第二次走出困境。”
2010年10月，朱清时拿到了深圳市批复的第一笔机动资金，结果没到一个月“都用完了”，“光图书馆就花了四五百万”。如果花这笔钱要走老程序，大概需要半年，“当然肯定会被批准，但是值得浪费半年时间吗？图书馆买什么书，哪位官员能够提什么意见？完全是学校自主的。”
这1000万元，对于建校这样的宏大工程来说依然嫌少，“但给我们自主权，这就是一大步”。
原则问题不妥协
当然，朱清时想要的自主，不仅仅是财权，更重要的是招生和办学。去年建校时，他说，南科大要从高二招学生上来，转眼，他释放愿景时的那届高二的学生已经升上了高三，但南科大的招生还没有实现。
目前，教育部能够认可的招生方式是2011年后开始，与其他学校联合招生，但没有南科大学籍，“这样我们就很为难了。”朱清时不能接受这种方式。
“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坚决地自主招生了，自主招生就是照我们最初(的打算)，袁贵仁部长同意的，我们考虑自己授文凭和学位。”
在朱清时看来，自授文凭和学位是“全世界所有大学都在做的事”，再自然不过。 “(其实)教育部根本就管不过来，但就是把授学位权给卡住了，这是中国教育行政化的一个重大标记。”朱清时说。“如果我们做成功了，我们就真正迈出了一大步。”
接近年底的火爆咨询场面，至少证明，朱清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在这些小步累积起来的胜利和障碍里，朱清时“看到了中国教育界深层次的弊病……(那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中国高等教育高度行政化，这个行政化已经被法制化了。”南科大想按照预想的走下去，这是不得不破除的第三个困境。
“改革不能完全避免错误，不能完全遵守过去的规章制度，更不能事事都要上级批准。如果都让上级批准，那就没有改革可言了；换句话说，那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把改革的风险都推给上级了，是吧？”朱清时说。
“我们很想大声疾呼，有领导同志意识到这一点，站出来说：‘让南科大做个教改特区！让他们试！他们试这些东西不管结果如何，对国家都有好处！没有什么危险！有后果我负责！’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困境。”说这话时，温雅的朱校长握起了拳头，短促而用力地振臂，这是谈话间他少有的肢体动作。
一年的时光，给了朱清时教育实验与科学实验的比较经验：“(以前做科学实验)跟没有生命的对象打交道，它的规律都是很清晰的；现在我们要办学，要跟人打交道，人都有思想，所以规律都不是很清晰，取决于个人的态度。”
400多天的教改实践，让他在探索与人打交道的路上，学会了“妥协”——这在很多了解他的人看来，实在罕有。“可以让步的尽量让步，毕竟我们要获得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支持，特别是政府的支持，必须要做一些妥协，让他们也满意。”但是，“原则问题是不妥协的，比如今年招生，我们不妥协；自授文凭自主招生，我们不妥协。”
有时，下属会听到他喃喃地念叨自己的任期：“我还剩下四年……”下属撺掇着说：“再干一届吧。”校长不置可否。
只有一次，老头儿喝了点酒，私下里才吐露这样的狠话：“(下一届)坚决不干了！”
而在没有酒精作用时，在人前，朱清时还是会说：“大家的希望，都希望看到中国教改成功，即使干不成，我们走到哪里，后人都可以借鉴，所以仍然很有成就感。中国的教改一定要成功，也一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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